“菜贩”踩着三轮车,不急不慢地把三轮车锁在街上,到河滩上逛。
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不容许任何个体经济、个体经营者存在的,对一切敢于搞个人交易的行为一律视为投机倒把。湖兴是个商业城市,小工业者、小商小贩多,大多是祖传手艺,几经“联营”,人合心不齐,仍有一些人无法解决。小商小贩更复杂,商业部门做的是大市场,统筹计划物质,掌握了一定的实物权利,是“上等人”,难免有些顾及不到的地方。加上商业点全面布局一时跟不上,“菜贩”走街串巷,态度好,菜好,正好解决了“双职工”和“晚班”工人需要,因而,有关部门便睁只眼闭只眼了。
“菜贩”的价比国营菜场每斤要高上三五厘钱,但对菜很挑剔;菜要好,还又扣水又压秤,农民不喜欢他们又不得不与他们打交道。王兴荣去国营菜场“扎纸条”去了;阿淦挺老道地与“菜贩”们周旋,来了七八个“菜贩”,谈上六七个回合,双方砍上五六次价,大都在二厘钱的差价来回折腾。林木森蹲在一边热闹,慢慢悟出了门道;“菜贩”们其实在等时机,一旦国营菜场“停盘”,街面上的菜多,他们就会压价。一百斤菜讲来说去就相差三五角钱,“菜贩”们并不在乎;他们在乎的是“面子”(一厘钱的上下,就可以在同伴中吹嘘或者被奚落),玩的是“兴趣”(“开市”还早,回去又不能睡觉;不如泡在这里热闹)。林木森瞄准了一个三十多岁的胖子,上去叫声“大哥”;递上一支烟。
“谢谢!”胖子说,“听口音你是外地人?”
“大哥真行!我是湖南的。”
“‘知青’,对不对?投亲靠友。你怎么来卖菜?”
林木森轻轻叹了一声,说:“亲戚家的。”
“啊——”胖子从叹气声中听到了一种人生的无奈,陪着也叹了声。安慰道,“兄弟,湖兴农村要比外面强多了;我兄弟去了黑龙江,苦!一年里大半年生活在雪地里,骨头都冻酥……投亲靠友,难!是在吃‘眼饭’!兄弟,你的菜呢?”
胖子二话不说,叫来一个伙伴,以高出国营菜场每斤五厘的价秤去了四百多斤。他离开时,林木森递给他二把小白菜,说:
“大哥,拿二把菜回家尝尝。”
胖子接过菜,小心地用袋兜上挂在扶把上;用力拍拍林木森的肩,说:
“兄弟,我姓鲁,人家都叫我鲁胖子。下回进城来捎个信给我!”
王兴荣回来,听朱丽洁一说,乐得哈哈大笑,说:
“木森真行!早知道你这么能耐,我去轧热闹干什么?”
阿淦嘴一撇,说:“鲁胖子真有趣,装了满满一车小白菜,木森送他二把,他也收下。”
朱丽洁说:“车上装的是‘生意’,木森送的是‘情义’。你没注意他把这二把小白菜小心地挂在车扶把上吗?鲁大哥是个讲情义的人!”
林木森闻之憬然,朱丽洁的文化修养,思维能力都不逊于朱丽雯。朱丽洁只有小学文凭;她成绩是钱北小学最好的,因“家庭成份”龙溪中学不录取她。或许正是这点,她谈婚论嫁的标准是出身,贫下中农是硬杠杠;选择了王兴荣。
虽说不合理,但这是当时的时尚。
王兴荣有心多卖两个钱,把国营菜场的“纸条”让给了别人。
天刚泛白,就得“站摊”。卖了四百多斤,大家心里安稳多了。很快,沿河街面热闹起来;熟食、面食、肉鱼禽蛋,蔬菜摊紧挨相连,买卖声喧闹起来。王兴荣和阿淦各持一杆秤,朱丽洁管收钱,林木森负责运输。街上的人越来越多,菜摊也不少;居民的生活也挺紧巴,拎着小菜篮的妇女们会从南走到北,把“行情”透,再根据各方汇聚信息,一番琢磨,才会下决心。林木森着人来人往都不停脚步,禁不住也帮着叫卖起来。
他这外地口音,一开腔就招惹人。一位阿姨好奇,一问;听说是“知青”,忙问林木森:“乡下怎样?生活苦吗?累不累?”
“还好。阿姨,你家也有‘知青’!”
“我女儿在参加‘学习班’;最近也要‘插队’了,去龙溪公社。”
“真巧!阿姨,我就是龙溪公社的。阿姨,放心;龙溪的人可关心‘知青’了,你女儿决不会受委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