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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第1页）

我们当然知道，乾隆皇帝之所以先后六次&ldo;下江南&rdo;，是有很多原因的。

第一，乾隆皇帝&ldo;下江南&rdo;，与黄河的治理的确有很大关系。康熙皇帝当年南巡主要是为了视察水利，乾隆皇帝也说：&ldo;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rdo;在乾隆皇帝六次南巡中，有五次是视察黄河治理工程，四次巡视了浙江的海塘工程。当时，解决黄河水患的关键工程在江苏的清口和洪泽湖的高家堰，所以乾隆每次南巡，都要到这两个地方来看一看。

第二，乾隆皇帝&ldo;下江南&rdo;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笼络人心。凡是乾隆皇帝经过的地方，都被不同程度地减免了赋税。乾隆皇帝对接驾及办差的官员大加赏赐，加官晋爵；将一些原来受过处分的官员恢复原职。特别是对前来接驾的老臣，他问寒问暖，赏赐人参、貂皮等物品，还要赏赐他的子孙功名。在南巡途中，乾隆皇帝一方面多次在各地的孔庙行礼，另一方面对前来拜见的文人士子亲自命题考试。他出的不少考题，摆脱了科举考试的八股陋习而注重实际应用。如浙江省大修海塘，他就以《海塘得失策》为题。取得一等成绩的考生，立即授予官职，这样就选拔了许多实用的人才。由于江南一带人才荟萃，读书应试的人很多，乾隆下令给江苏、安徽、浙江三省官办学府增加名额。六次南巡，大约增加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生员名额5664名。也就是说，乾隆皇帝每次南巡增录的生员，相当于每三年一次录取的名额的四分之一左右。试题均由乾隆皇帝亲自出。第一次考试江苏、安徽、浙江进献诗赋的士子时，江南（江苏、安徽）取了一等5名，依名次顺序是蒋雍植、钱大昕、吴烺、褚寅亮、吴志鸿；浙江取中一等3名，即谢墉、陈鸿宝、王右曾，均特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以后五次南巡，每次取中的士子，名额又多了一些。通过这六次的考试，清政府发现和培养了一批饱学之士，他们之中的一部分，有的成为政界能臣，有的成为学界泰斗，有的成为诗文书画大家。先以第一次取中的8位士子来看，江南一等第二名的钱大昕，历任编修、侍讲学士、学政、少詹事，精研经史，诗文特优，著作等身，撰写了《二十二史考异》等几十种著作，被公认为有清一代经史权威、学界泰斗、文坛大家、诗词巨匠。谢墉，浙江一等第一名，历任编修、内阁学士、殿试读卷官、吏部侍郎、上书房行走、国史馆副总裁、四库全书馆总阅。另外，褚寅亮、王右曾等人也是著述甚多，成就很大。以后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次取中的士子，也是人才济济。像孙士毅，历任《四库全书》总纂官、云南巡抚、两广总督、吏部尚书、大学士。王昶，历任鸿胪寺卿、大理寺卿、左副都御史。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考取的士子中，不少人参加了《四库全书》的编辑工作，有些人还是重要人物，对编纂《四库全书》做出了突出贡献。仅据初步统计，名列《四库全书》馆任事官员的便有十六七位，他们是副总裁沈初，总阅官谢墉，总纂官陆锡熊、孙士毅，总校官陆费墀，翰林院提调官冯应榴，武英殿提调官韦谦恒，总目协勘官程晋芳，纂修官、分校官金榜、王念孙、张培、鲍之钟、沈叔埏、杨揆、赵怀玉等。

第三，阅兵也是乾隆皇帝&ldo;下江南&rdo;的重要活动之一。满族历来有重视骑射，崇尚勇武的传统，历代帝王也都熟练掌握骑马射箭的技能。乾隆皇帝历次南巡，都在杭州、南京等地举行盛大的阅兵式。乾隆皇帝本想通过阅兵，训练士兵，扭转颓败的风气，并向江南人民显示大清朝的力量。但没想到，阅兵反而闹了许多笑话。乾隆皇帝最后一次南巡阅兵是在杭州，嘉庆皇帝后来回忆那次阅兵时的情形说：&ldo;射箭箭虚发，骑马人坠地。&rdo;一时传为笑谈。

但是，我们也知道乾隆皇帝&ldo;下江南&rdo;的排场，正如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中告诉你的那样：银子花得就像淌海水似的。乾隆皇帝个性张扬，凡事皆好大喜功，南巡也讲求声势排场，奢侈靡费。每次在南巡的前一年，就开始进行周密的准备，指定亲王一人任总理行营事务大臣，负责勘查路线、修桥铺路、葺治名胜、兴建行宫等事宜。

以道路而言，乾隆皇帝要经过的道路称为御道，极为讲究，要求帮宽三尺，中心正路宽一丈六尺，两旁马路各七尺，路面坚实、平整，笔直；凡是石桥石板，都要用黄土铺垫；经过之前，还要用清水泼街，以免扬尘。据说，由于御道要求笔直，不得随意弯曲，结果，许多百姓的房屋被拆毁，坟墓被挖掘，良田遭毁坏。

等到出行时，乾隆皇帝带上皇后嫔妃、王公大臣、章京侍卫、扈从兵丁，一行多达2500余人，兴师动众，前呼后拥，浩浩荡荡。陆路用马五六千匹，大车400余辆，征调夫役不计其数；水路用船1000多只，首尾衔接，旌旗招展，声势显赫。沿途还兴建行宫30多处，每处都装饰一新，陈设珍奇古玩。乾隆皇帝尤为喜欢万民夹道欢迎的景象，因而明确规定，凡御驾经过的地方，30里内，地方官员都要穿戴朝服前往迎接。在此之前，朝廷还要派专门官员到各地教演迎送仪式。乾隆皇帝虽然也由内府负责南巡的花费，但他排场太大，开销也大，据统计，康熙皇帝六次&ldo;下江南&rdo;，&ldo;每处所费不过一二万金&rdo;；而乾隆皇帝六次&ldo;下江南&rdo;，各项花费总数竟然高达2000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