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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第1页）

6月8日同胡乔木谈话&ot;后，邓小平即在6月15日同康生联名向政治局写报告，提出关于《毛选》编辑工作的建议：《毛选》第五卷&ot;编辑整理工作应继续进行，《毛选》六卷也要编出目录草案&ot;；毛主席还批准了胡乔木同志进行这项工作，成立由康生、邓小平、胡乔木组成的三人小组（《毛泽东选集》工件小组）负责。陈胡乔木和五卷整理小组的几位同志外，还可考虑吴冷西、胡绳、熊复同志参加进来。同时，邓小平还在为递交这个报告给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的信中正式向中央政治局提议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邓小平写道：&ot;康生同志和我的建议一件，请提政治局审议批准。&ldo;另，国务院设政治研究室，先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等间志组成，以后再吸收一些人，特别是年青一点的人，培养作理论工作。此事亦请一并提政治局审议。&rdo;

这两项提议经政治局审议通过，报毛泽东圈阅同意后，国务院政治研宠室就正式成立了。

邓小平报上去的负责人名单是六个人，没有邓力群。我的名字是后来加上的。我是谁提的名，不清楚。吴冷西西说是他先提的。据后来胡乔木在挨整时交待，不是他提的，是邓小平提的。邓小平说，加一个邓力群吧。

政研室成立，七位领导成员都称负责人。主要负责人胡乔木，也没有别的职衔或名义。这样做，我想，主要是可以省去任免手续，免得节外生枝，好立即上马办事。

一九七五年整顿中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二　我到国务院政研室之前的情况

从&ldo;文化太革命&rdo;开始，我就受到陈伯达打击。不久，又被他打成&ldo;现行反革命&rdo;。长期在石家庄干校劳动，接受审查。到1970年8月庐山会议（即九届二中全会）陈伯达垮台，我的处境有所改善。1974年4月，我被宣布&ot;解放&ot;，恢复组织生活。

&ldo;解放&rdo;我时，说你可以回家了。我没有返京回家，仍旧呆在干校。当日我有一个心思，以后做研究工作吧，别的事情不想干了。

我早就想做研究工作，有心在理论上作点准备。这个准备可以说从隔离审查那一天起就开始了。除了挨批斗以外，我总是抓紧时间读一点书。书有限，就反复读。主要读哲学书籍。我在干校五年，每天晚上大体上争取读三个小时书。五年下来，确实读了我过去想读而没有读的许多书。我去干校时带了五大箱书，比谁带的书都多。《马恩全集》、《资本论》、《马恩列斯文选》、《列宁选集》、《斯大林文集》和《资治通鉴》、《鲁迅全集》、《沫若文集》以及《莎士比亚全集》等都带去了。我一辈子从来没有像这一段看那么多书，而且看了过去想看而没有看的书。其中《资本论》读了三遍，读的过程中，每一段都反反复复地思考。《剩余价值学说史》三本都读了。《马恩全集》中的经济著作全部看了，哲学著作也都看了。科学社会主义方面，《马恩全集》、《列宁选集》中的有关部分又都重读了。从被隔离到被解放，《毛泽东选集》反复看了二十四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凡有专门的著作，都认真重读。哲学方面，不仅把马恩列斯的著作和毛主席的哲学著作都看了，而且比较集中地研究了《论持久战》中的哲学思想。在北京也好，在干校也好，我反反复复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研究其中的哲学思想。宣布&ldo;解放&rdo;以后，我在干校又拖了半年，把《论持久战》的哲学思想搞成了一个大本子，搞完了才回北京。

回到北京以后，房维中给胡绳说，要把1959至1960年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的笔记整理一下。不知什么缘故，胡绳没有把这个消息传给我。后来房维中、王忍之到我家里来，说现在有这么个意见。我说，我正在整理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的批注和谈话。他们说，那好，你整理出来以后，我们准备同几个人一起搞一搞。这样，我又搞了两遍，包括过去整理的和过去没有整理的。以后是计委林乎加出面要整理，说是纪登奎有指示，据说是周总理的意见。后来胡绳、吴冷西、于光远和我一起整理，搞了四大本。印出来、交上去以后，小范围里头印发了。发给了哪些人，我不清楚。

在此基础上，我又搞了一个论点汇编，又整理了一个毛主席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示。这样就到了1975年的2、3月。学习、整理毛主席的东西，确实怀着极大的热情，对我来讲，收获确实不小。

其时，胡乔木那里组织了几个&ldo;隐士&rdo;，所谓&ldo;请隐士，举选民&rdo;吧，搞学习毛主席理论指示的材料。以此为纲，分头读一下马恩列斯的有关论著。要求最好分类整理出一些材料来。我在那里工作，参加胡乔木那里工作的有陈禹、冯兰瑞、王仲方，还有总工会、共青团的人。在那里搞了一个多月，搞成了一个材料‐‐《毛主席论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

我获得&ldo;解放&rdo;后做这三件事，一件是整理写成《论持久战的哲学思想》，一件是整理《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笔记的批注和谈话》，一件是整理《毛主席论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是怀着对毛主席发自内心的崇敬和热爱去做的。不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和毅力。这三件工作，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从马恩到列宁又结合毛泽东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研究，我的理论水平由此也得到很大的提高。这为以后的工作，首先是政治研究室的工作，作了很好的准备。做这三件事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以后会搞政研室，但做了这三件事，确实为政研室成立以后我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这个准备和没有这个准备是大不一样的。后来，在写《论总纲》的时候，我向几位台作者讲怎么写，以至口授文章的内容，随时引用毛主席的观点和语言。他们很奇怪，老邓怎么对毛主席的东西那么熟习啊。就是因为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结合着毛泽东思想对它们的发展，做过那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