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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第1页）

在揭批&ldo;四人帮&rdo;及其帮派体系的时候，有几个老干部如关山复、吴亮平等，有一肚子的气。在&ldo;四人帮&rdo;横行时，他们受到各种冲击，包括自己身边的人都出来揭批他们。&ldo;四人帮&rdo;被粉碎之后，他们就盯住在&ldo;文革&rdo;中揭批自己的那些人不放。这样一来，学部在&ldo;天安门事件&rdo;中形成的大联合不但没有巩固，反而发生了破裂。因此，我们无论走到哪个单位，都听到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意见，但都是算陈年旧账。无非是某某在什么时候整了我，把材料装进了我的档案，等等。总之是混乱不堪。当然，在调查过程中，也能看出有的同志是比较好的。因此，在正式开始工作以前，我们把学部以前的历史及&ldo;文革&rdo;中的情况，派性斗争的演化过程，各种观点和主张，各种人物的情况，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都了解清楚了，心中有数了。有了这次深人的调查研究，以后的工作就好做了。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二抓&ldo;揭批、科研、团结&rdo;三件事

在接下来一年多的工作中，我们主要抓了三件事：一是揭批&ldo;四人帮&rdo;以及与&ldo;四人帮&rdo;有联系的人和事；二是重点抓科研工作，揭批工作要有利于而不能妨碍科研工作的恢复和发展；三是在恢复、发展科研和揭批&ldo;四人帮&rdo;的工作中，团结绝大多数人。概括起来就是&ldo;揭批、科研、团结&rdo;这六个字，就是正确处理三者关系。

在这段时间里，我讲的话很多，重要的有三、四次。

第一次讲话是在充分调查研究以后。1978年2月24日，召开我们上任以后的第一次全院大会，我代表院领导讲话。会上，我讲了两个多小时。到会的人中间，有一个人是黄克诚的夫人，当时在文学所任党委书记。会后，她对我说：这次大会，出现了好多年来从没出现过的好现象，有一个新气象。我到社科院工作后，参加过的全院大会，开着开着，会场里的人就逐渐减少：到最后能有一半人坚持下来，就算好的了。你这次讲话，自始至终没人退席，自始至终会场都坐得满满的。

那次，我一开始就讲，这次开会，我向同志们交交我们院领导的心。最近，我又重新看了看这个讲话，可以说，当时的讲话，一是符合实际，二是中肯公正，没有偏向哪一派。

第二次讲话，是1978年4月20日，部署社科院揭批&ot;四人帮&ot;运动。这次讲话中，影响最大的是强调在清查中间要严格区分敌我。提出&ot;不管是清查也好，是复查也好，对每个同志的问题，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禁逼供信。&ot;2&ot;文化大革命&ot;开始以来，全院范围内，采取各种不同形式对547名干部进行了立案审查，占了1977年全院职工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这次复查，除了继续清查&ot;四人帮&ot;帮派体系和与&ot;四人帮&ot;有联系的人和事，主要解决了历史上包括&ot;文革&ot;期间以这样或那样理由立案审查的七种问题。我在讲话中说，对于近五百人的问题，&ot;凡是没有争论的，本人满意了，群众满意了，组织也满意了，三满意了，问题就算解决了，给党组写个报告，备案的性质，不必批准。&ot;3近五百人的问题，等于一风吹了。应该说，这是在粉碎&ot;四人帮&ot;之后对这些人的最后一次解放。这样做，就得到了过去被审查的人中绝大多数的信任，得了民心啊。

第三次是1978年10月13日。当时，社科院的清查运动告一段落，要对清查工作做一个总结，也可以说是社科院揭批&ot;四人帮&ot;运动的总结。我讲话的题目是《严分敌我，加强团结，发展科研事业》。这时，经过清查运动，阶级阵线分清楚了。在上述547人中，只有6个人属于敌我问题。而这6个人都还是在王关戚问题出来后被抓、被清查出来的，是定了案的。我在讲话中说：&ot;经过半年来的清查工作，除了在押的五人和几个历史上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人以外，没有发现新的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人。&ot;4从那以后，先前这一派那一派被错划成敌我矛盾的人都一律解脱了。把这个结果报告了以后，就证实了社科院党组原来的估计：社科院有敌我矛盾，但不到1％，原来说1％左右，清查的结果还不到1％。其他的人即使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都属于人民内部和党内的问题。所以搞运动到这时已结束了。

我在这篇讲话中，总结了五条经验教训。首先，要分清敌我。社科院十多年来一个大教训，就是在分清敌我、对谁专政这个根本问题上受了林彪、&ldo;四人帮&rdo;的骗，上了当。今后，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注意分别极少数坏人和大多数好人，既不要放掉敌人，又千万不能把自己的同志当作敌人去对待，即使是对待敌我性质的矛盾，也要讲究政策和策略，区别对待。第二，决不允许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问题。第三，说话、办事一定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我们做一切事情的根本态度和理论基础。我们不管在什么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离开了实事求是，就一定会背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第四，在判断一部著作、一篇作品是不是毒草的时候，一定要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严格按照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衡量。搞学术批评的同志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如果搞得不恰当，它直接影响和破坏政治生活的民主和科学、文化、艺术的繁荣。第五，我们看任何一项工作，做得好还是坏，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根本的判断标准、衡量标准，就看它对社会的物质生产是促进还是促退，是有利还是有害？我们社会科学院这样的科学研究单位，搞任何工作，搞的是好是坏，最根本的一个检验标准，也就是看科研搞得怎么样，能不能出又多又好的科学研究成果，出又红又专_的科学研究人才。这五条经验是有普遍性的。也可以说，大家都可以从中得到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