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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章（第1页）

乔木的稿子回来后，我们又稍稍做了些调整，其间每个稿子都送给了赵紫阳。可以说，从头至尾，一直到他讲，他没有在其中加任何一句话。当然，由他讲出来，也就反映和表述了他的一些好的意见。这个报告可以说是赵的就职演说吧。

2重点和中心是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

当时已提出到本世纪末要翻两番‐‐这好像是邓首先提出的。前十年是打基础‐‐这是陈云提出的，即把各种比例关系调整好，以便为后十年做好准备。也有一种说法是：前十年打基础，后十年起飞或腾飞。这个报告的重点和中心是讲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共十条。这十条在今天来看，也是站得住的，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这十条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条，依靠政策和科学，加快农业的发展。原来不是讲加快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投入吗？这时加上了科学，后来变成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

第二条，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在重要地位，进一步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以农轻重为序，这就把三者的关系说清楚了。

第三条，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一直到今天仍有这个问题），加强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指出能源、交通是当前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我国国民经济今后能不能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能不能出现一个新的发展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源、交通问题能否得到恰当的解决。

第四条，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过去，扩大再生产主要靠建设新厂，这在奠定工业化基础的时期是必要的。现在已经有了几十万个工业交通企业，今后扩大再生产必须主要靠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不要一股劲地搞外延性的增长。

第五条，分批进行企业的全面整顿和必要的改组。为了发掘现有企业的潜力，提高经济效益，增加财政收人。必须整顿和完善经济责任制，改进企业经营管理；整顿劳动组织；加强劳动纪律，严格执行奖惩制度；整顿财政纪律，健全财会制度。这是特别要做好的几项工作。

第六条，讲究聚财、生财、用财之道。增加和节省建设资金。增产节资的潜力是很大的，事在人为嘛！

第七条，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增强我国的自力更生的能力。我们要利用两种资源，首先是国内资源，其次是国际资源；开拓两个市场，首先是国内市场，其次是国际市场；学会两套本领，一是管理国内经济的本领，二是开展对外经济贸易的本领。这是胡耀邦在他的对外贸易的文章中首先提出的。

第八条，积极稳妥地改革经济体制，充分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我们按照服从调整、促进调整、配合调整的要求，在农业、工业、财贸等领域，在所有制形式、计划管理形式、经营管理形式、分配形式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

第九条，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大力组织科研攻关。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带根本性的建设。我们的教育、科学的发展还是很落后的，教育、科学和国民经济其它部门之间的比例也是很不合理的。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四个现代化就无法实现。

第十条，从一切为人民的思想出发，统筹安排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持续地提高社会生产力，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的。总的来说，就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处理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关系时，首先保证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这是今后必须坚持的原则。

3胡赵分歧与邓陈合作

在这个报告以后，或者是在这个报告期间，胡耀邦陆陆续续地找各个部委谈话。也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反正他的谈话精神和赵的报告是两个调子。胡就是要快，就是要高速度。胡、赵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分歧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胡一直这样继续下去，鼓吹高速、快上，他在会上讲了这样一个道理：我们这些人干不了几年了，要用这几年多于点事，多承担点责任，以便为下面接班的人‐‐他点名讲是胡启立，少留点包袱。我们给他们背起来，他们接班时就少点包袱。而不要采取相反的方式，我们能干的也不干，或者能干的也不多干，结果使他们干的时候，肩上有一大堆包袱。在赵紫阳做政府工作报告前后，特别是到了1982年，要起草十二大报告了，此时争论明朗化。表现在胡耀邦与乔木起草小组的争论上。本来这个报告要与赵的报告衔接起来，胡耀邦就说：你们这个报告是以效益压速度。胡主张把速度放在第一位。提出：&ot;到本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的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ot;

从1977年至1984年这一段工作搞得好，邓小平、陈云的配合合作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起草《决议》和解决华的问题，以及逐步解除华的权力，要赵接替华的总理职务，要胡耀邦接替华的主席职务，邓接替华的军委主席职务。在这些问题上，邓、陈合作得很好，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在解决华的问题上，他们是互相配合的。前不久，朱佳木还说到：在解决华的问题时，胡耀邦稍微客气些，还想给华在领导集体中保留一个位置（十一届六中全会时华保留副主席位置），邓、陈不同意。在调整问题上，1980年直至1981年邓是支持陈的。到了1983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在1980年调整以后，经济增长指标定在3-4％，所谓&ot;保四争五&ot;，后来都完成了，而且超额比较多，实际到了7-8％。到了1983年，邓小平就说：老是这样，指标定得很低，超额完成那么大的幅度，这样不好。这样，邓就有点回过头来对&ot;保四争五&ot;的指标有所怀疑了。这个东西出来以后，我和房维中对邓1983年的这个讲话做了一点文字上的调整，使之能和以往的调整衔接起来，不致互相矛盾。从这以后，邓、陈的矛盾就逐步显露出来。最主要的差别是：一个急于求成，一个稳步前进。愈到后来，愈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