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篇文章,说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几十年,知识分子是社会上独立的主体力量。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什么为工农服务、同、工农结合的问题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承认,耀邦那篇关于青年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讲话是好的。
对外交往的问题
现在,确实出现了相当一些吃外国人饭、替外国办事、帮外国人说话的中国人。其中有少数人在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变成外国人在中国的代理人。在我们的干部子弟中,说某某人在国外的存款高达上亿美元,这显然是谎言。但是,同外国人交往,接受贿赂,把钱存在外国银行的人恐怕不是个别的。不能说已经形成一个买办阶级,但他们的确是新时代的洋奴。出现赵紫阳这么一个人物,确实有社会基础。他也在培养支持和发展这个社会基础,自己则成为这个基础的代理人。先念同志给我讲,他给陈云同志说过,&ldo;文化大革命&rdo;期间,毛主席讲党内有个走资派,犯了大错误。但是,从这几年来看,赵紫阳像不像一个走资派呢?陈云同志说:什么像不像,他就是走资派。他搞的那一套,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见,证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
动乱和暴乱,以赵紫阳为代表,在政治上形成了党内的、社会上的反对派。要根据这样一个社会情况和党内情况,来检验赵紫阳在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问题上的讲话、文章、批示,不能说每一句话都不对,但从总的看,可以看出他想把党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党,把党引导到什么地方去。
归结起来,私有化、多元化,还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过去的认识,资产阶级自由化只是思想问题,只是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的问题。赵紫阳也特别警惕,说经济领域里头反对自由化可要慎重,三番两次禁止反对经济理论方面的种种自由化的言论。1983年,小平同志讲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作为一个政策来说,当时这样讲完全正确。从这几年的实践来看,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从来不说,我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理论只是在思想领域、政治领域,而不涉及经济领域。实际上,他的影响当然也不是限于思想领域,对经济领域也同样有很大的影响。自由化已经不只是坐而论道,不只是思想理论领域的问题,而是变成政治实践、政治行动了。
美国的所谓和平演变政策,拿艾奇逊最早的说法,寄希望于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还要通过这些人来培养一批新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表面上看,他们好象只是一个一个,或者一批一批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有了这批人,正如主席说的,他们就要用自己的思想来改造世界的面貌,改变国家的面貌。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这批人成为一股社会力量,就要起来闹事,在政治、经济、思想领域的各个方面闹事,把社会主义演变成资本主义。从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看出一个特点,即所谓&ot;精英&ot;同地痞流氓相结合,然后动武。放松了整个社会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就是列宁所讲的,你不向党员、向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想法,他不接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就会接受那种思想的影响。在这方面,毛主席有些话还是真理。每一个阶级,无论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或者封建阶级,都要按照各自的面貌顽强地表现自己。削弱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崇拜自发性,马克思主义不去领导他,人家就去领导。青年人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本来很多人在中学时期不错,一考上大学就变了。争夺青年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确实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西方一些人寄希望于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可以说部分地实现了。在匈牙利、波兰实现的部分很大了,南斯拉夫也剩下不多了。赵紫阳不让我们批评经济理论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结果人家就扩大阵地,扩大影响、他一提出,改革进入新阶段,必然要改变所有制;政治方面的改革,必然是多元化,允许不同政见的合法存在,允许反对派的合法存在。耀邦的去世,本来搞悼念活动,结果&ot;精英&ot;在那里闹事,就改变了你的悼念活动。本来开个追悼会寄托哀思,他们却提出,要为耀邦平反,要为在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被打击的人平反。那就是要改变历史。说准确一点,他们借口为被打击的人平反,就要把一切搞精神污染、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以及思想感情上有这类错误倾向的人,统统在他们的旗帜下团结起来。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把不应划为右派的许多人甚至很多好同志定为右派,后来平反又扩大化,确应定为右派的少数人也平反了。邓小平同志一再指出,反右派是正确的。例如戈扬这类人,过去确实是右派,现在还是没有改造好的右派。&ot;文化大革命&ot;时期是造反派,比如阮铭。有的老同志说,我们这些人,有些人&ot;文化大革命&ot;是挨整的对象,现在仍然还是挨整的对象,那时说我们右,现在又说我们&ot;左&ot;,我们被批为一贯错误,批我们的人,当时正确,现在还正确,实在奇怪。
我同赵紫阳争论的次数不少,其中最尖锐的是198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我的出发点完全是好意。他说,十二大以来,一直讲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存在多种经济成份和经营形式,他主张改称为多种所有制形式。我觉得无所谓,经济成份,经济形式,所有制形式,无非是对同一问题的几种提法。后来他讲到发展商品经济这一段,我记得其中有一句话,他说,&ot;发展商品经济,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ot;,还讲了其他一些话。我说,前面讲了,多种所有制形式,后面讲发展商品经济时只说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前后不能呼应。我说,这种提法可能导致两种理解,一是不同成份、不同性质的商品经济,都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另一种理解,我们要发展的商品经济只限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了前后衔接,应在提法上加以区别。是否可以说,发展商品经济,主要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他一听这个话,马上就火了,说你这是在搞繁琐哲学,结果就要干扰改革开放。我说,我不同意你这个看法,我刚才讲得非常明白,你的这个定义式的断语,同你前面的说法不一致,两种理解中不管哪一种都不对,我们现在不能只允许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而不允许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也不能把非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统统叫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时万里同志插进来帮腔说,我知道,你同胡乔木都不赞成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提法,胡乔木甚至说这种划分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万里讲的时候火气不小,声音很大。我说,我们在这样的会上不要发脾气,发脾气不利于解决问题,还是心平气和地讲道理好。这样一说,万就不吭声了。后来我就此问题又同赵紫阳继续争论,争了约有20分钟。耀邦在一边听,不搭腔。我同赵紫阳争的结果,还是他妥协。他说,好吧,好吧,发展商品经济从总体来说,是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我说有了这句话,也就可以了,我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