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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第1页）

王莽很快收罗、组织起一个得心应手的班底：王舜、王邑为心腹谋士，甄丰、甄邯负责决策，平晏掌管机密，刘歆撰写文告制造舆论，等等。公元1年，大臣们向王政君提出，王莽&ldo;定策安宗庙&rdo;的功绩与霍光一样，应该享受与霍光相等的封赏。王莽得知后，上书表示，他是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同定策的，希望只奖励他们4人，以后再考虑他，并不顾太后多次诏令，坚决推辞。于是太后下诏：王莽增加封邑二万八千户，封为太傅，称安汉公，以萧何的故居作为官邸，并定为法令，永远遵守。王莽接受了安汉公的称号，但退回了增封的土地和民户。

王莽又建议先封诸侯王和开国以来功臣的子孙，然后是在职官员，增加宗庙的礼乐，使百姓和鳏寡孤独都得到好处。于是朝廷下令：全国成年男子每人增加一级爵位；无子的诸侯王、公、列侯、关内侯可以将孙子作为继承人；宗室中因有罪而被开除出族的，可以恢复；全国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如年老退休，可以终身领取原俸禄的三分之上一年多收的赋税一律退还；天下吏民不必再自行置备服兵役所需物资；等等。全国上下无不为此感谢王莽。为了复兴儒家传统制度，他奏请建立明堂、辟雍、灵台等礼仪建筑，并为学者建造1万套住宅，&ldo;天下寒士尽欢颜&rdo;。

公元5年，富有四海的汉平帝莫名其妙地死掉了，年仅14岁。王莽从汉宣帝玄孙一辈中挑选了只有2岁的刘婴继位，史称&ldo;孺子&rdo;。紧接着，武功县令孟通&ldo;及时&rdo;地从井中挖得一块白石，上有朱笔撰写&ldo;告安汉公莽为皇帝&rdo;。当时谶讳之学已经很流行，朝野上下对上天的指示都很尊敬。现在既然天降诏命，太后当然不敢违背，王莽于是当了&ldo;摄皇帝&rdo;，刘婴则变成了他的皇太子。

2年后，王莽又故技重演，唆使梓潼人哀章做了个铜柜，柜里放的纸上写着&ldo;王莽为真天子&rdo;，还将王莽的8位大臣和3个胡编的名字，每人写上官职，附于后。黄昏时分，哀章抱着柜子去高祖庙，将它交给值班的仆射。得到报告后，王莽立即去高祖庙将金柜迎回，即真天子位，改国号为&ldo;新&rdo;，演完了攫取帝位的最后一场戏。

王莽是个典型的儒家理想主义者，登皇位后马上热情顽固地推行他的复古改革。

公元9年，王莽下诏，历数土地兼并的危害，下令所有土地收归国有，实行井田制。天下田地一律改称&ldo;王田&rdo;，奴婢改称&ldo;私属&rdo;，都不许买卖。每个不足八口的家庭，占田不得超过一井（900亩），超过部分必须分给九族邻里，原来没有田的人可以按照一夫百亩的制度受田。对胆敢诋毁&ldo;井田圣制&rdo;的人，一律流放边疆，以儆效尤。

为了抑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控制物价，王莽在公元10年下诏实行五均六筦法。所谓五均，即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城市设&ldo;五均司市师&rdo;，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管理市场。每季度中月由司市官评定本地物价，称为市平。物价高于市平，司市官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买卖；五谷布帛等生活必需品滞销时，由司市官按本价收买。百姓无钱时，可向钱府借无息或低息贷款。所谓六筦，即由国家对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等五种产业实行国家垄断经营。

从这些政策的内容看，似乎相当合理，制定的出发点也不能说不对，如果真能实行，政府和百姓双方都能得益。但是，土地并非一句话就能收归国有，收回土地肯定要得罪大批既得利益群体，这些人往往又有着巨大的能量，可以轻而易举地干扰国家政令的执行。无地农民希望得到土地，一旦拿不到也会对政府不满，这样，王莽就把上下两个阶层都得罪了。而五均六筦实施的前提是政府必须掌握相当数量的商品和货币，同时拥有强有力的管理手段和桑弘羊式的精通经济管理的人才。王莽则一个条件也不具备，于是只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这些人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结果只会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经营，对国家，对百姓没有一点好处。至于王莽对货币的改革，更是胡闹，除了给古钱币爱好者增加一点收集的乐趣和麻烦外，没一点用处。

一个成功的改革者，不能只依靠某一部分人群，否则会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他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社会各阶层都有所妥协，实现双赢或多赢，从而促成社会的平稳向前发展。在妥协中逐渐消灭旧事物，培育新生命。王莽是个改革者，但却是一个不称职的改革者，是个志大才疏的改革幻想家。他的改革方案很快被自我否定，辛辛苦苦抢来的帝业也迅速地瓦解了。

王莽泥古不化，一切都要符合古义，又深受&ldo;夷夏之辩&rdo;的影响，在对待边疆少数民族的问题上自然也会犯下很多错误。

他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立西海郡，以便与已有的北海郡、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ldo;四海&rdo;。为了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50条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这个西海郡因此也成为第一个损害王莽形象的祸首。

对于匈奴，早在汉平帝时王莽就开始改变汉朝以往的和平共处国策，谋求一步步削弱匈奴。公元2年，他炮制了一个约定，要求从此以后匈奴不得接受从汉朝、乌孙、西域诸国以及乌桓流入的人口。这等于要把匈奴彻底孤立起来。国力日减的乌珠留单于忍气吞声，只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