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侠:这种恶毒不仅会扼杀一个人的创造力。独特性,也能在精神上摧残你,甚至像阮玲玉那样,在肉体上灭了你。
王朔:它可以像传绯闻那样传下去。为什么绯闻传播得最快,因为这里头的可能性太多,既可以满足大众的低级趣味,又可以发泄人性的恶毒,看客的恶毒,兴灾乐祸者的恶毒。
老侠:大众文化这个东西,一是它的自我复制,一是它的受众,自我复制是为了取悦于受众。原来人们都讲为了一个美好的崇高的理想,咱可以不择手段,哪怕是制造人间地狱。现在,大众文化的机制是为了媚俗,极低下的目的,也不择手段,哪怕把人弄得五脏俱焚。现在的大众文化,中国的大众文化才找到了自己的理想——钱,为了这个理想或目的,它可以不择手段地媚俗,你王朔曾是其中的一员悍将。
在它的这种传播过程中,它不会认真地分析、负责地说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很不讲理,什么也不讲,什么证据也不要,上来就先给你盖棺论定,而且这个不经论证的光下手为强的结论越耸人听闻越好。比如说你江郎才尽了,说你从大众的集中营中挑了最引人注目的囚犯,说你想以此来支撑你已得到的知名度。所以你就找了这么个大众明星作对手来攻击。实际上就是说,大众文化的这种逻辑,就是没有任何逻辑可言的搅混水。起哄,它不跟你讲理,因为一讲理就不热闹了,没有兴奋点了。比如说,你是说金庸的小说不好,他却说你的小说也不好。它不会去想,一个人批评另一个人的小说与他自己写的小说没什么关系。严格地讲是两种立场。而它一下子就把这不同的无逻辑关系的东西扯到一块说事。如果你把这道理讲给它,它就说你的潜意识里是如此这般,你这样的既写不好小说又江郎才尽的人,有什么资格对金大侠妄加评论。它说你写的这个东西狗屁不如,就是想放把火,让别人注意你自己。它攻击你的小说,揣测你的心理动机,扯些不着四六儿的其他话题,目的是通过恶心你这个人吸引受众的关注,它由你写不好小说,说到你这个人根本就不行。你这人的不行就因为你写那么臭的东西,还敢说三道四,你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实际上我觉得从你刚才讲的大众文化的传播,它是个非常臆想武断的东西,给一个公众人物下结论不留任何余地,把你逼上悬崖,前后都是深渊,你只好跟着它的自我复制走,最后你自己也变成它的自我复制的一部分了。
王朔:就是这样。最后它肯定要走到人身攻击这儿,不达目的决不罢手。一层层向你逼近,先说你的作品,再说你的心理,再说你江郎才尽,最后甚至要找到你的生理缺陷。这种人身攻击,我们的话题是集中在大众文化的范围之内。其实我看前些年的人们,文化热。学术热那阵子,他们都很劲儿,绷着的感觉,是学术性的争论,但最后也走到人身攻击这儿。因为那时的一些讨论,大众没怎么参与,都是些知名作者啦、评论家,都是所谓的知识人儿、小知识分子。他们之间只要互相一接触,一传播,哪怕是在专业的刊物上报纸上那么一接触,时间长了,就都遵循着大众文化的那个趋势走,变到了人身攻击里头去了。这和大众文化一样,只有走到这一步,才显得热闹有意思,火药味就浓了,各方各派的营垒也就分明了。理论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实际上是你是你,我是我。老侠:这叫文坛青红帮,知识界学术界青红帮,三一伙俩一群。
王朔:前一阶段有一个新诗的论辩,我觉得他们就是这样。上来就谈谁好谁坏,谁行谁不行,最后由争论诗的好坏变成人的行与不行,变成人身攻击。反正好像这种情况也不是咱大众文化独有的,好像这是咱们中国人的那种惯性,一争论起来就会出现的一种习惯。
老侠:你是说不光是大众话语最后要进入到人身攻击,是中国人原本的那种进行人身攻击的嗜好,借助于这个大众文化就显得更加猖狂,更加无所顾忌,更加不择手段,更加……无耻……
王朔:这是大众文化提供的最合适的东西。
老侠:对!包括八十年代的东西。那时和现在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其实你写的东西他从未看过,或看一点儿浮皮掠影的,而且你与那个争论的对手也从未见过面,你对这人从未有什么成见,只是批评他的东西而已。他就会自个儿往上靠,背地里说你在攻击他本人。人有时挺脆弱且心怀鬼胎,专把别人往黑里想,没有敌人也要制造个敌人。
人这东西有时太可笑。太可怜。就是说,一个认真的人评你的东西,人家首先要把你的书读了,起码他是你忠诚的读者,这不是很好嘛。我就尊敬那些认真读过我的东西,负责任地批判我的东西的人。即便有点儿心术不正,只要能击中要害,也算是难得的知音,没见过面,还打过笔仗的也是知音。
王朔:可能这种人连他自己都分不开自己的为人和为文了。你说的那种知音在我们周围极罕见,我怎么就碰不着。
老侠:想评别人的东西,还不能只看一遍。
王朔:起码要知道别人说什么和怎么说的。我看过最荒唐的关于我的评论。一个老翻译,他的学生写了一篇文章,说他在美国讲,王朔的小说都是为了影视改编而创作的。这学生感慨道:真是一针见血。什么一针见血,这是老糊涂话。我相信,那老头也没看过我什么东西,他这样说是一种误会。他怎么会误会呢?我想是他看了我的东西也不会喜欢,他从趣味上先就拒绝了。再一听别人这么说,他也就跟着说了,人云亦云。我作品的影视改编造成了许多人的误会。
老侠:就像明代的《金瓶梅》,正人君子、士大夫、学者有几个能看上《金瓶梅》的,但现在它成了中国小说的经典。
《红楼梦》不就是把《金瓶梅》拿过来加上点儿宋词婉约派的情调弄成的吗?
我对于批评,首先要从你的读者的角度心怀感激甚至尊敬,对吧!他起码是看重了你尊敬你,他把你的东西都看了。至于他批评的到不到位,戳没戳到痛处,是另一个问题。他击中要害就更好,没说到点子上的评论,不理就完了,对吧?就当笑话。当然这要排除那种捕风捉影、道听途说、专门拿你说事儿煽情的人。我就不知道批评这东西怎么能给一些人造成那么大的心理阴影,叫别人攻一下就天塌地陷了?无论相识与否,一个人身边最难得的朋友或知己,就是那种真能够看到你骨头的特别尖锐的读者,一针见血,扎到痛处。你当时也许会痛得嘭地跳起来,也可能暴怒一阵,找不到东南西北。
但过一段,心平气和地想想别人的尖锐,就会更深地自我反省,知道自己的痛处。人要能够有,这一生中有这么……一两个人,给你警钟长鸣的那种,就太幸福了。
王朔:朋友好遇,知心难求。
老侠:对!这种批评在中国就会演变成另外一种东西。演变为文化青红帮之间的义气和仇恨,演变为人身攻击的陷阱。
比如说,你夸了谁,贬了谁,他就说你是投机,是出名策略,他就把这种健康的文化批判弄成个人的名利动机,和你写的东西本身毫无关系。中国人一向在争论中喜欢这种歪门旁道的揣测。也可以找找思维方式上的原因。中国传统中缺少那种逻辑的训练,很难在争论中只围绕一个话题本身展开。他像兔子一样蹦蹦跳跳,你就这个问题争论,他就一下子跳开了,他可以在三句话四句话中间换三个或四个话题。这种东西挺可怕的,你无法与他争论,继续争下去你就进了他的陷阱,你找不到问题所在,最后也不明白争论的是什么。这有点像中国古代的绘画,不是焦点透视,而是散点透视,让你目不暇接,到处都是点,又找不到某一点,你不知道和谁去说,说什么。这种争论一旦陷进去,就正中他人的下怀。一扯到人身攻击上,人们就特别容易动怒。
所以说,面对大众文化的攻击、炒作,你的回应必须始终把握住自己在干什么,想说什么。你攻我我骂你,来来回回的,最后只剩下旁观者看热闹,当事者相互仇恨的分儿了。中国人在争论时有一点特狠,劲劲的。他心中的致命处一旦被触动了,他就放下其他一切,直奔你这个人来,他想把你这个人从根上灭了,想让你没有发言权。他们甚至在你失去发言权的时候,把你往死里弄。
王朔:你说的是不是文革的时候那种相互攻击?那时候确实是这个,一棍子打下来,接着就没了发言权,接着就身家性命受影响。可能越年纪大一点儿的人,这种感觉越强,他心有余悸,过敏性反应,一碰上这事就后背发凉,冷飕飕的,无法心平气和地对待这个东西。
老侠:到最后,就变成人与人之间的战争,跟观点、文章本身无关了。中国文化中不仅缺少诚实,更缺少宽容,那种伏尔泰式的宽容;我可以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要以生命捍卫你说出自己的观点的权力。
王朔:中国古代的绵绵不绝的文字狱大概是不宽容之最了,一句诗可以掉脑袋,还要祸及九族。
老侠:大家深受其苦,到现在还不觉其苦,弄起人来都挺狠的。
王朔:后来,我还发现一种情况,就是其实大家都同意这个观点,却拉开了阵势争论,其实根本就不交锋的,纯是打架,就是因为你这么说,他就偏要那么说,打来打去是同一件事儿。
老侠:我听说新诗有一个争论,一边是欧阳江河、唐晓渡、王家新、西川,另一边是于坚等……
王朔:他们有篇文章说,其实大家说的没矛盾。
老侠:我觉得他们的关于诗的讨论挺无聊的,放着关键的东西不谈,闲极无聊,都跑出来磨磨牙齿。
王朔:他们还动真了,打得脸红脖子粗的。我真看不出来他们之间有什么分歧或深仇大限。
老侠:没有分歧,但有深仇大恨。
王朔:你们强调这个,我们就非强调那个。他们其实都在强调一个桌子而已,一个强调桌面,一个强调桌背。我没觉得他们在理解上有多大的矛盾,不能协调的地方,也就是彼此挑文章中的刺儿。如何没有把话说周全,一旦抓住,起而进攻。
老侠:原来是灭北岛们,提出后北岛诗歌。现在是后北岛们彼此攻击。
于坚带着一批新锐,唐晓渡、西川等已然成了前辈。西川等人是按照西方的文本、翻译的文本写诗,唐晓渡等评论家也是按照西方的理论评论西川们的诗,叫文本批评。而新起的这帮,比较生猛,他们就说自己是日常写作,就写每天体验到的鸡零狗碎,大白话的写作。但他们并不是真的这么写,也是从西方的东西过来的。现在的诗歌,其语言技巧不知比当年的北岛们成熟多少倍,但也仅止于模仿来的语言技巧而已,再无读了让人痛的东西了。对这类东西,还有个著名评论家说,于坚的诗很有意思,比如于坚的《o档案》,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反正我几年前读时就想这也是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