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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第1页）

你这个被学院派称为痞子作家的人，为什么在作品中说话做事都混不吝的人物，在性爱上却如此清白、自制？

王朔：我觉得我直到今天仍没有找到一个描写性的好方法。大部分人写性是不干净的、不健康的，我倒觉得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顾城的《英儿》写性写得比较好。看了他们的东西，在那种感觉中，我对写性有了点信心，觉得性关系也可以写得不那么猥琐。在中国作家中，说一千道一万，性写得就是不好。性关系也是我过去写作中的一个禁忌。当时作品中对性，写得过分，编辑也不太愿意，八十年代还不是那么性开放。我那时基本上就不直接描导胜，就是用些评议、靠些气氛来写。但现在我恐怕就要写性了，因为作品中不能避免它。回避只是无能的表现，关键是找到一种健康的心态健康的写法。

探讨人和人的关系、男女关系是很重要的，很多小说就是写男女关系。男女关系中没有性是不可能的，没有男女关系，好多事就出现不了，合合分分的，其实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性。但是动不动把性的冲突弄成性格冲突、价值冲突、生活习惯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很真实，这样写性就要付出不真实的代价，或者说夸大了生活中性关系的重要性。性就是性，在日常生活中，它是挺单纯挺简单的。包括在《过把瘾就死》这样纯粹描写家庭生活、感情生活的作品中，不写性就像缺了一条腿似的，你就没法把全部面貌写出来。

我今后的写作不会再回避这个性问题了，我会正面去写它，我觉得真实的东西都不胜，没什么不干净的。至于有些作家身胜写得让人觉得胜，觉得落俗套，是因为作者对此并没有什么个人独特的感受，或者这种性描写搁在这儿可有可无，并不特别必要，但他错误地一定要搁在这儿。还有一个是他在这问题的把握上有问题，比如很多人肿胜关系确实抱着不健康的想法。那样写的话，他会把性当成很严重的事情，他把这事看得过分严重，写出来的东西就会显得在这上面着力过大，夸大了性的作用。那些年有人写性也经常过分强调性的作用。我个人的性欲比较正常。我当然觉得性这东西很重要，但我没有把它当成决定性的，性对一般人来说，没重要到可以扭曲一个人的性格的程度，我始终没这看法。我感到当我再在写作时面临性的问题时，也许可以正视这个问题，老回避也不是个办法。

老侠：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性描写基本上是两种方式，一种是性就是性，赤裸裸的，没有情的性，甚至就是y乐、纵欲，玩弄的别名，比如《金瓶梅》那种，更过分的是《肉蒲团》，用类似文学手法写成的性交姿势示范。一种是把性写成纯情，性变成了或升华为情，《红楼梦》是典型的代表，其他如《牡丹亭》那种情可以使人生、使人死。使人死而复生的。曹雪芹写性的方法完全是传统的，凡写到粗俗的性关系，都是毫无爱情分明的性，像凤姐戏弄贾蓉，像薛潘一群人的y荡。但一写到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晴雯等人，就再没有赤裸裸的性了，而是精致的典雅的以情为轴心的，把性转化为完全的情。在中国，很少有把性与情融合很好的描写。要么是《金瓶梅》式的性宣泄性放纵，要么是《红楼梦》那样的把性诗意化，所谓由性到情嘛。中国人的说法叫升华，传统文化还以两种性观念区别人性与兽性。人性是《红楼梦》，兽性是《金瓶梅》。

王朔：所谓升华，在我觉得就是意y。而对《金瓶梅》式的性描写，一定要进行道德声讨，诸如每回的诗曰什么的。

我讨厌《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更受不了那些道德说教。那个《金瓶梅》的性描写是不能模仿的，它最没意思的地方就是性描写的程式化，就是那几下子，看上一百段性描写也是那几十个字。他的写性没什么创意，没什么特点。另一种描写就是要美化性、升华到精神，贬低或忽略肉体。两种方式我都不认同。其实，我想这里面没什么窍门或神秘的东西，在我感觉，就是老老实实地写，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每次都有所不同就不同，无数次重复乃至乏味无聊就乏味无聊。性是怎么作用到精神上的，怎么作用到两人关系上的，是加深了情还是消解了情……其实性活动是很丰富的，但没有什么取巧之途，就是老实写。有时是导致喜悦的，有时候还可能是导致失败的，导致摩擦的、冲突的、生理心理紧张的、失衡的等等。我觉得有时候通篇写性也可以写得美，读上去舒服。就看写作时的状态与目的了。只能是老老实实看待性。要是说想通过性表现什么更深的意义，就太高太大了，性担当不起。

老侠：中国的性描写，《金瓶梅》是非正统的。传统中的性描写的主流是《红楼梦》式的，性一严肃起来，就成了宝黛之生死恋情，决不能沾粗俗的性，两人的交往是同读《牡丹亭》、葬花、赋诗……既扭曲了性又使情虚假化了。现代文学，涉及性描写的不多。鲁迅的作品中很少有直接性描写，最粗俗的也就是阿q调戏尼姑了，躲在庙里幻想当了皇帝会有多少女人。像其他的《伤逝》就没有性了，只有失败的自由恋情。

鲁迅的性描写的路子仍然是传统的两种模式，他的高人一筹是在由恋情提出的社会问题上。别人写自由恋爱，最后的结合是终点。鲁迅是把别人的终点作为他的，自由结合了又能怎么样？真能幸福吗？最后是失败，出走，娜拉出走后又能怎么办？而当时的那些女作家写的性就是情了。郁达夫是个例外，他不是把情作为追求自由的象征，而是把性作为压抑以及冲破压抑的解放的象征，《沉沦》中的性是苦闷压抑寻求解放的象征，性被升华为反抗的宣泄的追求个人自由的高度。但是他还有另一面，一到了《迟桂花》的性就是很干净的、唯美主义的。但他的《沉沦》，在中国文学中毕竟赋予性以一种新的意义，虽然这意义是从西方舶来的。

当然，以后，别说性描写，就是情描写都没有了，像《苦菜花》是色情了，《青春之歌》是小资情调。文革后，文学突破了这方面的禁忌，先是情的突破，比如《第二次握手》、《爱情的位置》，性的突破是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右派作家的特点就是要把一切都戴个高帽子或升华到某种道德的政治的生命解放的高度，特别虚假。他写性就是苦难以及解脱苦难，天崩地裂、天昏地暗、乾坤颠倒的性关系。主人公的原始生命力、道德情操和崇高理想全由于和一个女人的一次决定性的性交。他不像郁达夫那么单纯，只写性是个人解放。他还硬强加上政治方面的崇高，苦难中的再生等等。这些作品实际上与《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是一样的，只是多了点性描写。后来到了张艺谋的《红高粱》，他把性张扬为一种中国人或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原始冲动，和张贤亮的那种强加或升华没什么区别。让性承担全民族的政治灾难和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岂不是太残酷太做作了吗？《ju豆》是乱伦，《大红灯笼高高挂》是妻妾成群，张艺谋是中国导演中的性专家，却没拍过一个真实的性镜头。还有王安忆的三恋，完全受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影响，我总觉得她是左手捧着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书，右手写着性小说，要不然，她的作品中男女性关系的发展不会那么符合本我、自我、超我的模式。这几年的作品看得比较少，不知道现在的作家是如何写性的。林白的东西只读过一篇。西方国家也有夸张的写法，比如劳伦斯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把性交的感受比喻为大海中的溺水者，太夸张，赋予性的使命太沉重太大了。中国文学从来就没有过比较好的性描写，似乎我们从根上就弄不清性与情之间是什么关系。

王朔：也没有太复杂太深奥的道理，诚实是最重要的，老老实实地写就够了。

我觉得这东西只能从自己的真实生活出发，不能虚构、想象，故事可以编一个，但细节的东西必须真实。

在性描写上虚构或想象，结果肯定要夸大。当然，人在生活中的性的想象除外。

老侠：但是中国文学中的这种性描写，特别是当代文学中，很难看到你说的那种健康的东西，一种真实的不夸张不猥琐的性描写。在你过去的小说中，在所谓的痞子文学中，性描写成了你写作的一个禁区。你一碰上它，就肯定要回避，不去正面描写它。根据你小说中的这个特点，也有一些人说，如果王朔是个痞子作家，他写的这些痞子的性却挺干净，他声称自己要原汁原味地写，就算我们相信他写的那些乌七八糟的人，极为无耻的人是真实的，但在这些人物的性关系的描写上，他就是虚伪的不真实的，由此我们也可以怀疑，既然他在性上有所隐瞒，在其他方面也不会真实。你刚才给了我一种解释，说你找不到好的方法描写性。你觉得咱传统的文学中或当代的作品中有没有符合你的理想的那种健康而干净的性描写。

你说一直没有好方法，又说你从林白的作品中得到某种启发，还有一个作家的，是谁来着？

王朔：顾城的《英儿》。

老侠：你说你将来不再回避性描写了，因为回避不了，必须要写。似乎你心中已经有了一种方法，或者和你以前的状态相比，你找到了写性的自信，可以把它写得比较健康，那你自己能说清楚这是一种什么东西或方法吗？

王朔：没别的，就是老老实实地写，是什么就写什么。我觉得我在好多事情上走偏路就在于我要给他找到一个什么方法或意义……其实，这件事情本来就在这儿，你只要如实描写就是了。我原来老倾向于在这个事物本身的外面给它加一个壳，却忽略了它本来的东西，性也是。我想找一个合适的方法，合适的角度……

最极端的时候我还想给他一锅烩，找到一种方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我后来想明白了，其实没有这种方法。可能就是你说的，性描写变成两个模式，一个是《金瓶梅》式的，几个程式，百十句套话，多少个句子，什么时候写到都是它。还有一种就是把性诗意化，上升到一种精神活动，把人弄成神或把性弄成决定生命的一切方面的原子弹。那后来我发现要写性就必须摆脱任何模式，只写性本来是什么。我觉得其实就是把态度放正。假如我再写的话，我不会有先入为主的东西，想这个东西是否干净、是否健康呀，它就是它，在我的生活中和经验中，它提供给我多少，我就写多少东西，写到哪儿算哪儿，触及到什么算什么。但是第一是不协调什么，不为故事的结构而安排什么，就是单纯地写它。第二我也不为了什么意义而写它，我不强化什么。也就是既不贬低它也不升华它。

西方也有人搞强化的性，突出这个性的作用。比如你说的劳伦斯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再譬如纳博克夫《洛莉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