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让我停止一切劳作,包括精神的劳作,全神贯注于我的生活中的每一个&ot;现在的具体&ot;。可是,当我试图这么做时,我发现所有这些&ot;现在的具体&ot;不再属于我了。我与人交谈,密切注视着谈话的进行,立刻发现自己已经退出了谈话,仿佛是另一个虚假的我在与人进行一场虚假的谈话。我陷入了某种微妙的心境,于是警觉地返身内视,却发现我的警觉使这微妙的心境不翼而飞了。
一个至死不知道自己曾经生活过什么的人,我们可以说他等于没有生活过。一个时刻注视自己在生活着什么的人,他实际上站到了生活的外边。人究竟怎样才算生活过?
二小说与哲学相靠近
如何找回失去的&ot;现在&ot;,这是现代小说家所关心的问题。&ot;现在&ot;的流失不是量上的,而是质上的。因此,靠在数量上自然主义地堆积生活细节是无济于事的,惟一可行的是从质上找回。所谓从质上找回,便是要去发现&ot;现在的具体&ot;的本体论结构,也就是通过捕捉住&ot;现在&ot;中那些隐藏着存在的密码的情境和细节,来揭示人生在世的基本境况。昆德拉认为,这正是卡夫卡开辟的新方向。
昆德拉常常用海德格尔的&ot;存在&ot;范畴表达他所理解的生活。基本的要求仍然是真实,但不是反映论意义上的,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ot;存在&ot;范畴所表达的便是这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生活之真实。小说中的&ot;假&ot;,种种技巧和虚构,都是为这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真服务的,若非如此,便只是纯粹的假--纯粹的个人玩闹和遐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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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智慧(2)
周国平
有时候,昆德拉还将&ot;存在&ot;与&ot;现实&ot;区分开来。例如,他在《小说的艺术》中写道:&ot;小说研究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ot;凡发生了的事情都属于现实,存在则总是关涉人生在世的基本境况。小说的使命不是陈述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而是揭示存在的尚未为人所知的方面。如果仅仅陈述事情,不管这些事情多么富有戏剧性,多么引人入胜,或者在政治上多么重要,有多么大的新闻价值,对于阐述某个哲学观点多么有说服力,都与存在无关,因而都在小说的真正历史之外。
小说以研究存在为自己的使命,这使得小说向哲学靠近了。但是,小说与哲学的靠近是互相的,是它们都把目光投向存在领域的结果。在这互相靠近的过程中,代表哲学一方的是尼采,他拒绝体系化思想,对有关人类的一切进行思考,拓宽了哲学的主题,使哲学与小说相接近;代表小说一方的是卡夫卡、贡布罗维茨、布洛赫、穆齐尔,他们用小说进行思考,接纳可被思考的一切,拓宽了小说的主题,使小说与哲学相接近。
其实,小说之与哲学结缘由来已久。凡是伟大的小说作品,皆包含着一种哲学的关切和眼光。这并不是说,它们阐释了某种哲学观点,而是说,它们总是对人生底蕴有所关注并提供了若干新的深刻的认识。仅仅编故事而没有这种哲学内涵的小说,无论故事编得多么精彩,都称不上伟大。令昆德拉遗憾的是,他最尊敬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只重视诗,忽视了小说,而&ot;正是在小说的历史中有着关于存在的智慧的最大宝藏&ot;。他也许想说,如果海德格尔善于发掘小说的材料,必能更有效地拓展其哲学思想。
在研究存在方面,小说比哲学更具有优势。存在是不能被体系化的,但哲学的概念式思考往往倾向于体系化,小说式的思考却天然是非系统的,能够充分地容纳意义的不确定性。小说在思考--并不是小说家在小说中思考,而是小说本身在思考。这就是说,不只是小说的内容具有思想的深度,而且小说的形式也在思考,因而不能不具有探索性和实验性。这正是现代小说的特点。所谓&ot;哲学小说&ot;与现代小说毫不相干,&ot;哲学小说&ot;并不在思考,譬如说萨特的小说不过是萨特在用小说的形式上哲学课罢了。在&ot;哲学小说&ot;中,哲学与小说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昆德拉讽刺说,由于萨特的《恶心》成了新方向的样板,其后果是&ot;哲学与小说的新婚之夜在相互的烦恼中度过&ot;。
三存在不是什么
今日世界上,每时每刻都有人在编写和出版小说,其总量不计其数。然而,其中的绝大部分只是在小说历史之外的小说生产而已。它们生产出来只是为了被消费掉,在完成之日已注定要被遗忘。
只有在小说的历史之内,一部作品才可以作为价值而存在。怎样的作品才能进入小说的历史呢?首先是对存在作出了新的揭示,其次,为了作出这一新的揭示,而在小说的形式上有新的探索。
一个小说家必须具备存在的眼光,看到比现实更多的东西。然而,许多小说家都没有此种眼光,他们或者囿于局部的现实,或者习惯于对现实作某种本质主义的抽象,把它缩减为现实的某一个层面和侧面。昆德拉借用海德格尔的概念,称这种情况为&ot;存在的被遗忘&ot;。如此写出来的小说,不过是小说化的情欲、忏悔、自传、报道、说教、布道、清算、告发、披露隐私罢了。小说家诚然可以面对任何题材,甚至包括自己和他人的隐私这样的题材,功夫的高下见之于对题材的处理,由此而显出他是一个露淫癖或窥淫癖患者,还是一个存在的研究者。
一个小说家是一个存在的研究者,这意味着他与一切现实、他处理的一切题材都保持着一种距离,这个距离是他作为研究者所必需的。无论何种现实,在他那里都成为研究存在以及表达他对存在之认识的素材。也就是说,他不立足于任何一种现实,而是立足于小说,站在小说的立场上研究它们。
对于昆德拉的一种普遍误解是把他看做一个不同政见者,一个政治性作家。请听昆德拉的回答:&ot;您是共产主义者吗?--不,我是小说家。&ot;&ot;您是不同政见者吗?--不,我是小说家。&ot;他明确地说,对于他,做小说家不只是实践一种文学形式,而是&ot;一种拒绝与任何政治、宗教、意识形态、道德、集体相认同的立场&ot;。他还说,他憎恨想在艺术品中寻找一种态度(政治的,哲学的,宗教的等等)的人们,而本来应该从中仅仅寻找一种认识的意图的。我想起尼采的一个口气相反、实质相同的回答。他在国外漫游时,有人问他:&ot;德国有哲学家吗?德国有诗人吗?德国有好书吗?&ot;他说他感到脸红,但以他即使在失望时也具有的勇气答道:&ot;有的,俾斯麦!&ot;他之所以感到脸红,是因为德国的哲学家、诗人、作家丧失了独立的哲学、诗、写作的立场,都站到政治的立场上去了。
如果说在政治和商业、宗教和世俗、传统和风尚、意识形态和流行思潮、社会秩序和大众传媒等等立场之外,小说、诗还构成一种特殊的立场,那么,这无非是指个性的立场,美学的立场,独立思考的立场,关注和研究存在的立场。在一切平庸的写作背后,我们都可发现这种立场的阙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