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述惨淡的现实,我得出了就任参谋长以后的第一个结论:我们无力发起大规模攻势去歼灭西奈半岛上的敌军重兵集团,或者迫其撤出西奈和加沙地带。我们的力量只允许我们发起有限的进攻。我们的目的可以是跨过运河,摧毁巴列夫防线,然后采取守势。任何更加富有进取心的进一步行动,都需要更新装备、改革训练和加强准备。
有四大因素促使我得出了上述结论。首先是我们的空军力量弱。这是一个根本的弱点,因此在整个制订计划的过程中,我都极力不使我们的空军与敌人的空军发生直接冲突。从一开始,我就采纳了两条主要原则。第一,避免发生空中遭遇战。第二,在敌人极少可能获得空中掩护的地方,使用我们的空军突然袭击地面目标。我的意图主要是让敌人的地面部队和地面目标领略一下我们的空军造成的心理影响,同时又使我们的空军避开空战。我确信,除非我们谨慎地、深思熟虑地使用空军,否则我们只会第三次失掉空军(这次将在空中失掉)。
导致我得出只能采取有限行动这一结论的第二个因素是,我们的萨姆导弹在进攻中使用时具有局限性。在消耗战的后期,我们的萨姆导弹阵地显示了它们的效用。以色列飞行员千方百计地避开这些阵地。敌机只要从射程以内飞过,萨姆导弹就击毁了它们。我确信,即使在抗击我们的突击时,敌人的飞行员仍会小心翼翼地避开萨姆导弹。如果他们胆敢碰一碰,我们就能让他们付出代价。可是不能忘记:我们的萨姆导弹是配置在固定阵地上的。
我们从一九五六年和一九六七年的战争中获得了痛苦的教训:若缺乏有效的空中掩护,暴露的地面部队很容易被打垮。而从消耗战中,我们也明白了在打击据有坚固工事的部队时,空袭的效果有多差。从逻辑上讲,我军向运河以东推进必然需要以萨姆导弹为基础的防空配系的支援。我的判断是:经过充分的准备,我们能够跨过运河并且向东推进大约六至八英里,同时仍处于我们紧挨着运河西岸部署的萨姆导弹的保护伞之下(我们可以将萨姆导弹部署在战时迅速构筑的野战发射场上)。但在到达那条地线后,我们必须停止前进,挖壕据守,并且重新组织我们的防空配系。如果让地面部队超过那条地线,而又没有机动萨姆导弹跟进掩护,那就会招致灾难。
我考虑的第三个因素是需要迫使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作战。只有三百万居民的以色列,战时要动员其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它不能长期维持这种动员水平而不损害它的经济和使其服务行业陷入瘫痪状态。因此,以色列人始终优先考虑两点。第一点是避免伤亡。不管损失了多么先进和昂贵的装备,他们都会无动于衷,因为他们的后台老板总是会火速供应更多的装备的。但是损失一兵一卒,就会使他们受到伤害。他们优先考虑的第二点是打闪电战。对他们来说,一场持续数月之久的冲突是最讨厌不过的了。因此,如果我们跨过运河之后,能在河东六至八英里或者稍远一点的地方巩固阵地,我们就可以迫使敌人选择最艰难的行动方案。敌人将不得不对我们的阵地发起冲击,使我们有机会从空中和地面打击他们,给他们造成沉重损失。我们只要花最小的代价,就可以随意延长冲突的时间。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因素最简单,那就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我参加过五次战争,因此深信。平时的演习不管多么逼真,都不能对部队产生战争带来的那种心理效果‐‐在战场上支配士兵行动的恐惧与勇敢、谨慎与莽撞交织在一起的心理状态。为了训练官兵进行势必要到来的大战,我们首先需要一次小战,亦即采取一次有限的行动,以便获得我们的大多数士兵所缺乏的战斗经验。此外,这种行动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也很大,这一胜利对于恢复在不到二十五年的时间内就被打败过三次的武装部队的士气说来,将大有裨益。在我看来,仅凭这一条理由,我们的头一仗就应当是一次只冒适当风险的行动,而不是一次堂吉诃德式的冒险行动。
&ldo;四十一号行动&rdo;和&ldo;高尖塔&rdo;
到一九七一年七月初,我就任参谋长不到两个月,就向当时的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穆罕默德&iddot;艾哈迈德&iddot;萨迪克将军提出了采取有限行动的计划。他断然拒绝了我的计划。
他说,这一行动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毫无价值。从政治上讲,它将一无所得,因为西奈仍将处于敌人的占领之下。从军事上讲,它给我们造成的难题将比给以色列人造成的麻烦更多。我们目前的防御阵地得到了运河的屏障。运河对于敌人的突击或袭击说来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我们将防御阵地移过运河,不仅会失去运河这个屏障,而且会形成穿过运河上的桥梁的脆弱补给线。萨迪克确信,到我们真正发起进攻的时候,那就必须是没有限制的强大进攻,干净利索地迅速横扫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带,歼灭敌军重兵集团。
我说,他的主张如果有可能办到的话,我可以同意。但是,我们怎能办到呢?我们没有必要的手段,而且我也看不出在近期内会获得这些手段。萨迪克说,如果苏联向我们提供所需的装备,我们就能够在一年或许更短一点的时间内发起攻势。我没有附和他的这种乐观的估计,而是再次说明了导致我提出比较有限的计划的那些分析结果达对此,萨迪克置之不理。他要我拟制一份解放所有失地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