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式把陈耳东调入我的故事,全面展开他侦破两起接连发生的谋杀案的复杂过程之前,我其实还是应该更深入地谈谈这位赵湘。
你一定已经发觉,这位赵湘并非像他孪生兄弟赵鄂那般是一个画家。这实在不是他的过错,都怪他的父母:多年以前,为了让自己的两个儿子能在不同的艺术领域崭露头角,他们分别给他俩买回来一堆颜料画笔和一支金灿灿的小号。结果,赵湘被派去和那些颇为复杂的五线谱打交道。
说起来,尽管赵湘后来没有成为一位音乐大师,但他的天分还是相当不错的。在父母亲循循善诱的引导之下,赵湘很快便喜欢上了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诸君。如果你那年参加了天津市少年音乐节,只要我稍加提醒,你马上就会回想起曾在一宫(天津第一工人文化宫)的舞台上,看见一个脸色苍白的瘦高男孩儿,站在一台三角钢琴的前面嘀嘀嗒嗒地吹奏海顿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即便是这样,赵湘却并不能像自己的兄弟那样抱定终身追求艺术的决心。中学毕业后,他没有报考音乐院校,而是选择了去学习金融。对此我曾做了仔细分析,究其原委,我认为是经济效益问题,显然当年他蹬着狭窄的楼梯把心爱的小号塞进落满灰尘的阁楼时,已经做了认真的思考。
我估计赵湘曾去天津交响乐团打听过首席小号手的工资待遇情况。回来后他意识到──除非吹到世界水平,让里姆斯基的蜜蜂的飞行速度赶上梅纽因的小提琴,否则收入就无法与自己的同胞兄弟所抗衡。
说起来,赵湘实在嫉妒赵鄂。这完全可以理解,作为一个名声显赫、身价不菲的画家,他兄弟挣钱真是太容易了,不仅容易,而且还总是那么惬意愉悦──不但可以去游山逛水画风景,还可以坐在家里画&ldo;人体&rdo;,只要打上一个电话,没一会儿的工夫就会有一个美女匆匆赶来,乖乖地脱下身上的所有衣裤,坐在他的画室里任凭他摆布成任何姿势。而一旦厌烦了这些令赵湘羡慕不已的东西,他的兄弟就会画一些被称之为&ldo;静物&rdo;的玩意儿──就算家里没有苹果鸭梨葡萄诸如此类比较适合的东西,他兄弟也可以去厨房随便找来三个番茄或者四个马铃薯(通常我们普通人习惯说西红柿、土豆)摆在那儿,只要把它们弄到一块或大或小的画布上,就能够换来乐团团长三个月甚至半年的工资。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当年赵湘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放弃他所热爱的音乐的。而从他的所作所为里,你不难看出他对货币的钟情,因此他才上了那所财经学院。
毕业后,赵湘没有留在天津,而是跑来了北京,一个是他认为天津还是比较闭塞,没什么可以让他发展的空间;另一个也是想躲避他那既让他羡慕又让他常常无名火起的孪生兄弟。
当然,以我的猜想,对于赵湘的这种心态,你多半会理解不了,我何尝不是如此──当初听陈耳东讲完了赵氏兄弟的故事,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觉得不可理喻。这实在是一种无奈。我只能说赵氏兄弟是很特殊的人,在我们寻常的生活中绝对难得一见,要不然我也不会把两兄弟的故事津津乐道地讲述给你。
相比之下,在兄弟俩当中,我倒是认为那位乘坐火车而来的青年画家的心态更加平和些。这似乎与他从小到大一直身处顺境有关系。据说,早在刚上初中时,赵鄂就已经在画坛崭露头角,多幅作品在全国比赛中获奖。而进了美术学院后便完全可以称之为光芒四射了,虽然至今尚未能进军卢浮宫,但当时却有一张名曰《三个中国女芭蕾舞演员》的油画被巴塞罗那一家博物馆收购。
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讨论赵湘之所以来了北京,到底是为了寻求发展空间,还是为了躲避自己兄弟而不被他炽热的光辉灼伤,我显然认为后者的比重大得多。
说起来赵湘的命儿还是挺不错的,来北京没俩礼拜,就给自己找到了饭碗。
他是在网上看到那个招聘启事的,而后就敲了不足百字的简历给那家银行&ldo;e&rdo;了过去,没想到就接到了面试的通知。接待他的是一位副行长,那是一个无儿无女的老太太,注视了他漂亮的脸蛋儿一分钟,便宣布他被录用了。
那完全称得上是份儿好工作,干了没半年,薪水就可以和那位白发苍苍的乐团团长平起平坐。但显然赵湘不是冲着这点儿油水儿来的,并且也没有把那个老太太对自己的器重太放在心上──从上班的第一天起,就开始思考如何把计算机里的那一行行一串串天文数字剪掉一部分,而后划在自己名下。
为此赵湘夜夜苦思冥想,但却一直找不到一个稳妥的方案,毕竟银行的钱不是那么好拿的,说不定一分都没来得及花,就得面对行刑队的枪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他巧遇了后来成为了他妻子与女合伙人的习亚兰。
要知道,我用&ldo;巧遇&rdo;一词,完全是恰如其分。一方面是说习亚兰原本就是赵湘的老相识,他们既是邻居又是同学;另一方面是指二人在其后的沟通之中,居然发现他们有同样的理想和抱负。
那是一个寂寞的夜晚。赵湘因为种种原因无法与自己的情人何芊相见,使得他的那个周末异常乏味。百无聊赖地在电视机前度过了一整天,郁闷的他便去了金融街东面的一间酒吧。一个人跑来北京闯天下之后,他时常在那里消磨时间。
那天晚上,由于心绪不佳,平日爱喝的巴伐利亚黑啤酒变得如感冒冲剂一般难以下肚,于是他便起身离开了座位,去一旁的角落玩儿起了飞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