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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第1页）

鱼蒸好了，陈映真还没到。

吴祖光说：陈映真给国民党绑票绑走了。

王安忆说：我听见他在走廊吹口哨。

《三生影像》踽踽独行（3）

我们吃鱼，喝酒，不断给陈映真打电话，没人响应。鱼快吃完了，他来了。原来他在洗衣房洗完衣服，阿根廷女作家突然开门，请他进去喝杯茶。她谈到自己身世，犹太人家庭，父母从俄国去阿根廷，母亲有精神病，她精神压力很大。

原来你吹口哨，她就开门了。我说。

他笑说：她太老了，否则，洗也洗不清。

他们到我家来看访问五位中国作家的录像带：丁玲，茅盾，艾青，巴金，曹禺。

陈映真说：真过瘾，不必左顾右盼。

我笑说：这儿没人打小报告。

看完五位作家的访问后，他说：大陆上的作家吃了那么多苦，我所吃的苦算不了什么。

在大陆作家之中，他对年轻的王安忆最关心，最好奇，也最赞赏。那时大陆作家的作品还不能在台湾发表。他在爱荷华一口气读完她送的几本集子。1984年，他将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发表在台湾的《文季》，也许是台湾初次发表大陆作家的作品，而在那年代的台湾，那是很大的忌讳。

他评王安忆:

……作为一个年轻一代的作家，她的焦点和情感，毋宁是明显地集中在年轻一代的遭遇和感受上。她在作品中所透露的批判，虽然没有大陆年轻一代哲学家的深刻，但她所提起的质疑，却有王安忆的认真和诚实，感人至深。

当然，陈映真对第三世界的作家非常有兴趣。他特别访问菲律宾诗人、戏剧家和文学批判家阿奎拉（reuelolaaguilla），谈论菲律宾在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期间的文学和语言问题，以及目前的文学思潮。在长时间的访问中，最后他问到文学和革命的关系。阿奎拉的回答是：文学不能使革命成功，文学也不可能改变世界。文学只能唤起民众，唤起他们对公理、正义、爱和和平的意识。

那年有位西班牙作家卡洛斯（carlosalvarez）来爱荷华。大家一同乘车到外地去游览，黠慧的巴勒斯坦女作家卡梨菲（saharkhalifeh）在他身边坐下。

他只能说几个简单的英文字。她转身对我调皮地笑着说：他用完了那几个英文字，我就过来和你聊天。

你喜欢美国吗？她问卡洛斯，说完和我一起大笑。

喜欢，美国人。政府，不。

你结了婚吗？

没有。啊，结了。啊，没有。和一个女人一起。

我们又大笑。

为什么不结婚？害怕女人吗？

是的。离婚。

他们就那样子用最单纯的语言，卡洛斯表达了复杂的个人历史。他在佛朗哥时期坐过好几次牢。他为被暗杀的共产党抗议，在外国发表文章，坐牢；为工人说话，坐牢。最后一次，判刑四年，佛朗哥死时，被大赦释放，坐了二十个月的牢。他从1957年到1982年，是共产党员。

《三生影像》踽踽独行（4）

我要访问你！陈映真大声说，他正好坐在卡洛斯身后。

那年秋天，paul患后脑炎，感染细菌，多次去医院检查，终至动手术开刀，映真和我以及家人一同照顾他，和我患难与共。在医院等待室，我和他有谈不完的话，谈的多半是当时台湾的情况。

你是个宗教家庭，怎么对左倾思想有兴趣？我问。

我爸爸从小就教我们，我们是中国人，所以从小我们就认为中国在那边，那儿才是我们的国家。父亲有鲁迅的书，中日对照。我拿来看，也不太懂。后来读中学，看书有些懂了。读大学时候，我在旧书摊找到一些抗战时期的书，和鲁迅的书正好配合。我的求知欲特别强，找很多书来看。那时日本外务部有预备外交官到台北来学中文。他们那时就准备以后对付共产党呀。他有许多关于共产党的书。他说我可以去看，他还把钥匙给我，我可以随时去看书。后来，他要走了，对他下一任的人说：这个年轻人不错，书可以尽量给他看。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对我影响很大。&ldo;文化大革命&rdo;发生了，世界许多国家受到影响，到处是学生运动。我在牢里，有共产思想的人，有两派：一派赞成苏联式共产，另一派赞成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制度。

你们在牢里可以谈共产主义吗？

在放风的时候谈嘛。反正已经进去了，还怕什么？哎呀，那时我真佩服&ldo;文化大革命&rdo;呀！

我1978年、1980年去大陆，才知道千千万万人受到伤害。

那时不懂嘛！我们有个读书会。我弟弟老六，那时候读中学，他也受了影响，他把我油印的文字拿去印了，分给他的朋友看，他有另一帮年轻人。我完全不知道，他不让我知道。后来，我被抓，他也被抓了。我先在警总，后来在台东的监狱，最后三年在绿岛。一出狱就打开收音机，蒙在被子里听，刚好是国际歌，我眼泪直流。

你第二次被捕，到底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放我，也不知道。我一进去，就要我填一种表，那种表是判刑以后才填的。

我笑说：你对坐牢可是很有经验了。

我第二次一进去，就叫我填表，我心想：完了。第二天，他们把皮带那些东西还给我，我还以为他们要把我带到别的地方去。直到我太太、岳母来保我，我才相信，他们真是放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