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吴又可的瘟疫论,在大汉得到广泛传播。
吴又可着有的《瘟疫论》,乃是他潜心钻研,认真总结,这才提出了一套新的认识,强调这种病属温疫,非风非寒,非暑非湿,非六淫之邪外侵。
而是由于天地间,存在有一种异气感人而至,与一般的伤寒病绝然不同。
在原史上,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成书约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
原书失散后,经王叔和等人收集整理校勘,分编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
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从而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
不过在这个时代,由于生产力要略高于原史,再加上张仲景如今的身份,所以他才能提前二十多年时间,在公元179年,着写出伤寒杂病论。
这其中虽然也有,对瘟疫的介绍,但终究因为时代的缘故,有些过于片面。
而吴又可的瘟疫论,则是不论从病因、病机到诊断、治疗均有区别,使其与伤寒病分开另论,可以说,这是专门治理瘟疫的。
只能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在治疗瘟疫这方面,哪怕是强如医圣张仲景,都不是吴又可的对手。
而吴又可这一世的身份,乃是张仲景师弟,在大汉的名气,还是非常大的,所以他的瘟疫论,瞬间引起医家的关注,这里面,自然包括了张仲景。
吴又可在该书中,所列瘟疫病种极多,诸如发颐、大头瘟、虾膜瘟、瓜瓤瘟、疙瘩瘟,以及疟疾、痢疾等急性传染病。
他明确指出这些病,都不是六淫之邪所致,而是四时不正之气所为,其症状与师兄张仲景,所以着的伤寒看起来相似,而实际上还有有许多迥异。
由于古书从未分别,吴又可便在书中加以分辨论述阐明,并论着制方。
而这其中,最着名的剂方有达原饮、三消饮等,示人以疏利分消之法。
在治疗上,他提出了一整套祛邪达原理论,临床治疗收到很好的效果。
还有他的“疠气”之说,在王羽的解释和提点下,首先肯定它是一种物质,“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也从而否定了,疫病之由是“非其时而有其气”的旧观点。
不仅如此,吴又可还指出疠气是多种多样的,有特适性的,更有偏中性的。
可以说,吴又可的瘟疫论,打开了这个时代医家的大门。
正是因为他的出现,给这个时代提供了,先进的瘟疫治理理念和相关知识,使得瘟疫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医家弟子按照瘟疫论上面,所说的方法,对关东地区百姓进行隔离,进一步遏制瘟疫的传播。
可以说,在瘟疫得到有效控制之前,无论是处于进攻方面的黄巾军,还是处于防守方面的汉军,基本上不用考虑打起来了。
对此,双方势力心知肚明!
但也只能选择听从。
毕竟,命只有一条。
或许是大汉的国运,已经快要到了终点站,在瘟疫还没有真正控制的中平二年二月,京师洛阳发生火灾,南宫被毁。
宦官中常侍张让、赵忠等,当即出言这是上天的预兆,劝灵帝税田亩以修宫室、铸铜人,震压黄巾起义。
不得不说,张让的乱政技能真是无比恐怖,让原本政治属性不弱的汉灵帝,基本上变成了政治昏聩者。
在张让的技能压制下,他居然还真听了这样,听起来都不靠谱的话,于是下诏号令天下,除正常租赋之外,亩税十钱助修宫室。
由于黄巾起义,还未被汉军给平复,所以刘宏并没有像原史,所做的那样,诏发州郡材木文石,运送京师。
可即便如此,依然是作了一手好死。
谏议大夫刘陶听到后,当即上疏言政事八条,认为天下之乱,皆由宦官。
尤其是现在,黄巾军还在大汉境内肆虐,十常侍居然还敢撺掇当今皇帝,做出荒唐之事,简直就是罪不可赦。
刘宏虽然很恼火,但因为刘陶这个人有才能,而且在儒家之中的威望,那是非常之高,所以并没有治他的罪。
但这不代表,那些被他参一本的诸多太监,就愿意接受这样的罪责,被盖在自己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