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达香日德时,已接近农历年关。1952年1月初,香日德一带下了好几场大雪。当时有谣传说今年大面积下雪,唐古拉山被大雪封冻,人马不能通过。堪布会议厅向驻行辕代表报告了这一情况,问是否继续前进。我向西北局和西藏工委发电报,请示走不走的问题。这是当时的关键性问题。周恩来总理和李维汉部长也分别从北京发来电报,向我们进一步了解情况,并指出如果确实大雪封山,则暂在香日德停留,等到山雪融解的夏季再行前进。但是,如果我们在这里一住半年,那么人粮马料等给养将成为很大问题,特别是停留这么长时间,势必贻误时机,关系重大。这里又离唐古拉山很远,往返要花几个月的时间,不可能派人前去侦察,得出山上的确切情况。
在这样相当复杂的情况下,我们和堪布会议厅反复研究。堪布会议厅提出可以走&ldo;三十九族&rdo;(地名)一线,绕过唐古拉山,虽然多走一个月的路程,但是同样能进入西藏。最后,我们决定采取这一方案,作好精神准备,如果走到唐古拉山近前,发现大雪封山,就绕&ldo;三十九族&rdo;前进,如果没有封山,就径行穿山而过。于是,一方面以班禅的名义给周总理和李维汉部长发电报请示,另一方面由我打电报给西藏工委。这一方案很快得到上述三方面领导的批准,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1952年1月中旬,我们从香日德启程,分成若干梯队陆续向青海草原迸发。
由于我们的交通工具是马匹,驮载大量给养、装备的运输工具是几万头骆驼、牦牛和骡子。这若干万头牧畜每天要吃草。因此,我们这次进藏,实际上过的是半行军半游牧生活,每天走半天路,放半天牧。早上天不亮就起来,做早饭吃,卸帐篷,备马鞍,随即列队上路。走到中午,选择有水有草还有干牛粪的向阳坡地或平坦高地,建立宿营地,埋锅造饭。做饭有两件大事,一是当时已届隆冬,河川冰冻,只能收集冰雪融化咸水,供应煮饭和饮用;另一是上草原拣干的野牛粪作燃料。这两件事工作量很大,几乎人人动手,大家都干。野牛粪是天然供应我们的好燃料。可是,遇到野牛群却必须远远避开,不可轻易开枪射击。这种野牛比牦牛个儿大一倍,力大无穷,几百头上千头成群横行在草原上。如果打不中它的要害,即使牛身上连中数枪,它也不会倒下,反而会更加狂怒地用大牛角抵你。除非打中它的脑袭,否则必须三四十枪才能把它打死。所以人们一般不敢惹它。
午饭以后,由专人放牧众多的牲畜。大家再为晚饭和第二天的早饭出去拣牛粪。
虽然在行军途中,宣传组的同志们仍然每晚坚持收听中央电台的新闻广播,经过编选,到第二天午饭后口头传达给全体人员,以便大家了解西藏、全国和国际上的大事,使大家不脱离政治。这是当时主要的政治思想工作之一。
护送部队中的党员有临时党委,团员有临时团委。一星期过一次组织生活,表扬好人好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制度始终坚持不懈。
我们每天行军,星期天也不休息。途中先后经过我国两条最大河流的源头‐‐黄河源和长江源。到达通天河(长江源)畔时,河水已经结冰,我们径直列队从冰上过河,省了许多事,并且避免了涉过激流的危险。
●过唐古拉山
我们在寒风凛冽的高原上跋山涉水,走了1个多月。1952年2月底左右,来到了唐古拉山前,发现这座崇高险要的大山,并没有被大雪封住。山上虽然覆盖着1尺来厚的积雪,但是人马可以通过。这就避免了绕道,大家直接过山。
唐古拉山横亘在青海和西藏之间,我们将要通过的唐古拉山口,最高处达海拔5800多米。山上到处冰天雪地,酷寒逼人,特别是两只脚冻得实在难熬。高山缺氧更使人象压着千斤重担受不了,从头昏脑胀,脑袋疼得好象快要炸裂,胸好象喘不过气来,两腿虚软好象陷在淤泥里提不起脚来。牲畜也因为缺氧,胸脯象风箱那样大起大落地喘气,嘴里喷着白沫晃晃悠悠迈不开步子;再加上雪山缺草,牲畜吃不到东西,又冻又饿,体力消耗非常之大。骆驼和马匹走着走着,一下趴倒在地,就再也起不来。在低空盘旋的兀鹰一看见骆驼倒下,就俯冲下来先啄掉骆驼的眼睛,然后成群飞来撕食整头骆驼。在过唐古拉山的短短几天时间内,大批骆驼、马和牦牛死于这种无比险恶的自然环境之中。沿途留下一堆堆牛马骆驼的骸骨,连绵不断,成为唐古拉山艰险旅程的路标。
由于山上没有草,又冷又缺氧,不能多停留,越停留越危险。所以过山时,每天从早到晚都走路,实行抢渡。晚上宿营时,帐钉插不进坚厚的冰层,只能凑合着用石头压住帐篷边,架起帐篷。做饭就靠进山时驮来的一点干牛粪。大家硬是豁出命去,只用了6天时间,抢渡了唐古拉山天险。
过山以后,西北军政委员会和西藏工委立即发来电报,习仲勋同志也以个人名义发来电报,热烈祝贺胜利地安全地越过这座大雪山,大家受到很大鼓舞。这是进藏道路上和大自然作战的最大难关,我们闯过去了。取得了胜利,但是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拉骆驼的老乡死了数十人,干部也死了好几个,大都是心脏较弱的人,浮肿而死。骆驼死了上万头,马和牦牛也死了相当一部分。只有骡子因为体格壮,耐力强,又每天喂料,只死了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