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任教和学习,加强了藏汉民族的相互了解,他们中的多数和我们逐步建立了彼此信任的感情基础。通过人民解放军学员的实际行动,使他们对我党我军的政策,对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的方针、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提高了思想觉悟,积极要求进步。西藏青年联谊会成立时,藏训班(藏干校)藏族老师、学员参加的人数不少,雪康仲吉&iddot;土登尼玛成为该会的主要领导骨干之一。
通过家访,直接接触上层知识界重要人物,还有藏政府的个别噶伦,多数是扎萨、台吉以下官员。当时达赖喇嘛的哥哥、姐姐、姐夫也不断到藏训班参观,为统战工作开辟了道路。因此,藏训班有&ldo;小统战部&rdo;之称。
通过社教班,进一步摸清了拉萨各阶层的政治态度,贵族八大家的历史和他们之间的派系斗争,对我们当时贯彻执行中央的各项民族政策带来了一些有利条件。
1952年10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藏训班改为西藏军区藏文藏语干部学校(以下简称藏干校),归属西藏工委直接领导。谭冠三政委兼校长和党委书记,工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慕生忠兼第二校长,我任校党委副书记兼教务长(对外称副政委),于式玉任副教务长,杨孝彬任政治办公室主任。这就是藏训班改为藏干校的主要情况。
(1984年4月13日)
第22章创作快板诗攻克藏语关
王贵
进藏初期,部队对藏语文学习极为重视。1950年到1952年初,18军司令部侦察科组织的藏语文学习,我曾直接参加。同志们学习情绪之热烈,成效之显著,是使人难以忘怀的,现简要介绍当时的学习活动和我们在学习中创作的藏语快板诗。
1950年春,军党委在受领了进军西藏的任务后,立即向全军同志发出号召,要求大家在进藏途中积极攻克语言难关,以便在藏区开展各项工作。3月初,我们侦察科进抵川西新津县太平场,在当地停留约两周时间。李奋科长根据军党委的指示精神,抓紧时间开始组织全科同志学习藏语文。李科长说:&ldo;学习藏语,对我们侦察干部来说,特别重要。不会藏话,见了藏民,如同哑巴,怎么能了解情况?&rdo;当时科里每天早晨学习一个小时,教员由翻译蒋俊德担任。蒋是四川荥经县人,原系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的职员,抗日战争时期到拉萨工作过几年,有一定的藏语文水平。西南地区解放后,蒋俊德被我军吸收参加工作,分配来我科,成了我们的藏语文启蒙老师。首先,他教我们写读藏文的30个字母;接着,又教拼音。我科从新津出发,经过几天行军,进抵雅安,编入陈子植司令员、陈竞波政委率领的先遣支队。先遣支队直属单位的干部100人,每天早上都集中上藏语文课,教员仍由蒋俊德担任。在雅安待命的10多天中,我们初步学完了拼音,还学了几句问路、买东西之类的语句。
3月底,我科从雅安出发,与五十二师师部和一五四团一道进军康定、甘孜。在行军中,我们仍然坚持学习。到达二郎山下的两路口以东时,碰到一个由藏区来雅安驮运砖茶的骡帮,骡夫均系藏族。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藏族同胞。李奋科长要我们试试能否问得通路。我上前用刚学会的藏语对骡夫说:&ldo;到两路口还有多远?&rdo;骡夫们都笑着摇头,显然没听懂。同志们哄笑开了,我有点不好意思。蒋俊德在一旁指出我们念的语句并没有错,但发音不够准确,所以藏民听不懂。这次给了我一个深刻启示:发音准确很重要,否则语句背记虽多,还是说不通话。
解放康定以后,我科随六十二军先头部队奔袭康定的鲁晋参谋,到国民党政府办的康定师范学校里搜集到一批藏语文学习材料,其中有祝维翰编的藏语文课本,发给全科干部人手一册。这是我们第一次得到的正式藏语文课本,是汉族学藏语文的较好教材。课本虽然纸张粗糙,铅印质量低劣,但我们却如获至宝,大家弄些牛皮纸来包书,以免课本装在挎包里行军中磨损坏,对书中许多印刷得很不清楚的字,大家互相校阅后,用笔把一个个的汉字、藏字描清。我们每天拿出来看几页,学几段,这本书成了大家的主要学习工具。另外,还从康定师范学校弄到一本《汉藏语汇字典,保存在鲁晋同志手中,大家轮流借用。行军中,我们背上枪支、弹药、粮食、背包、挎包,经常负重50斤以上,并且爬山涉水,每天走七八十里路程,身体很疲劳,但学习藏语文的劲头十足。参谋人员经常边走路边抽问单词、短句。每行军10多里后的一次小休息时,大家都抓紧这10分钟的时间,拿出课本,坐在背包上,阅读背诵,你间我答,互相测验,一时路边书声朗朗,好似课堂。
进到泰宁(乾宁)县东南的八美附近宿营时,我们借住藏族群众家中。藏族老大娘接待我们很热情。那天晚上,李奋科长要我再试试用藏语问路。我鼓起勇气走到老大娘面前,用藏语问道:&ldo;到泰宁还有多少里路?&rdo;我原来想她回答藏话,我可能听不大懂,不料这个藏族老大娘笑着用四川口音的汉话爽快地回答我说:&ldo;20里。&rdo;李科长和许多参谋都满意地笑了。我为自己第一次用藏语和藏胞说通了话而高兴得跳了起来。接着,我们又和老大娘攀谈,了解到这一带地方因为离汉族地区不远,有些群众去过汉区,会说一些汉话,老大娘就属于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