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玉峰列出的上述五条出路可见,工商业利润基本上没有向产业资本转化,不存在积累放大的社会机制,而是进入了消费市场、土地和高利贷领域,其影响当然是负面的。若我们放眼于整部经济史,甚至可以看到,中晚唐民间资本的这五条出路几乎是高压下的民间资本的共同出路。因此,若在某一时期,出现奢侈品消费剧增、文物价格上涨以及土地房产购买热潮,并不代表经济的复苏,而更可能是资本从实业溢出的恶兆。
第六讲 王安石变法:最后的整体配套改革
在经济史,乃至整部国史上,王安石变法都是一个转折点,在变法之前是一个中国,变法以后是另外一个中国。这场变法持续到第57年,北宋就灭亡了。变法之前的中国,是一个充满自信的国家,是一个开放的国家,是一个敢于攻击别人的国家。变法以后的中国,就变成了一个谨小慎微的国家,一个更愿意闭关锁国的国家,甚至国民性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需将这场变法与宋政权的很多制度联系起来思考。这个朝代有300年长,比之前的唐以及之后的明清都要久。但是在史界,对它的评价十分两极化,有的人认为这个朝代是最没有用的朝代,打仗从来打不过人家,天天偏安在那里苟安残喘,在制度建设上面也没什么成就。钱穆说:&ldo;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rdo;102不过也有人从另外的角度给予评价,陈寅恪说:&ldo;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rdo;103就是两千多年的中华文化,宋代是为巅峰时期。王国维的说法也跟他差不多。104
李约瑟总结中国古代&ldo;四大发明&rdo;,除了造纸术以外,其他三项都蒂熟于宋。宋代的工商业非常发达,经济和企业制度方面的创新也很多,中国最早的股份制公司出现在宋代,最早的一批职业经理人出现在宋代,最早的期货贸易出现在宋代,纸币的发行也出现在宋代。宋代的钢铁产量相当于600年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钢铁产量。宋真宗时期,中国人口第一次超过了一个亿,成了全球最大的、以内需为主的统一市场。
&ldo;杯酒释兵权&rdo;的政策利弊
宋政权能长过唐,绵延三百年,与治国者的很多治理思想有关,其中值得一说的是&ldo;杯酒释兵权&rdo;。以唐太宗的雄才大略,解决了世族门阀问题,却留下军阀割据的隐患,宋太祖赵匡胤将这个难题从制度上刨除了。
赵匡胤的办法就是收缴军权,他借着一场酒席把兵权统统收缴到了中央,由&ldo;兵在藩镇&rdo;改为中央养兵。在中央与地方的集权‐分权制度安排上,这是一个极大的创新。
历代政权一直在探索权力分配的方式,商鞅的郡县制度解决了人事权,中国就此告别了分封制,进入了一个中央集权时代。但是从秦汉、魏晋南北朝到唐,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的威胁从来没有消失过,唐朝最严重的是&ldo;安史之乱&rdo;,此乱之后,中央就一直对割据无能为力。唐亡以后是五代十国,五十多年里冒出来十多个国家,群雄逐鹿,天下愁苦。到960年,赵匡胤终于用&ldo;杯酒释兵权&rdo;的办法解决了这个大难题。
此后,地方藩镇从此再没有力量挑战中央。有宋一代三百年,没有发生过一起地方政府造反的事件,明朝两百多年也没有发生过,清朝只在康熙年间有过吴三桂事件,但其发生不是出于制度性的原因。也就是说,从960年一直到1860年前后,将近有整整九百年的时间,中国再也没有发生地方挑战中央的事件。所以,四大制度的第一个制度从此被定型,这在政治上彻底保证了中央集权的稳定性。1860年之后,藩镇势力再起,则与镇压太平天国有关,八旗、绿营等中央军乏力,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迅速壮大,并有了厘金制度,地方有兵有钱,中央的麻烦就又来了。
然而,兵权收上来之后,旁生出另外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中央从此要养兵。宋朝养兵140万,是历代养兵最多的(清朝养了80万兵,其中八旗20万,绿营60万)。这140万兵,有80万禁军布防在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附近,《水浒传》里有一个&ldo;豹子头&rdo;林冲,他上梁山前是&ldo;八十万禁军教头&rdo;,这80万是个实数,不是虚数。在北方边境有60万厢军。这140万个精壮汉子,加上马匹粮草,基本上就把中央财政给吃了个大半。所以,朱熹就说:&ldo;自本朝罢了藩镇,州郡之财已多归于上。……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rdo;105即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用在了军费开支上。
自宋至明清乃至民国,军费支出不堪重负一直是治国者最头痛的事情,是为&ldo;兵政之患&rdo;。在当代,&ldo;兵政之患&rdo;似乎不太严重了,可是公务员却越来越多,于是就有了&ldo;吏政之患&rdo;,这些都是大一统制度与生俱来的遗传病。
宽松与禁榷并举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政治制度安排,宋政权在经济制度上出现了戏剧化的两面性。
一方面,赵宋一朝对民间非常宽松,赵匡胤甚至是一个宽松到了没有原则的人。唐朝不允许在县以下建立集市,宋代第一次从政策上取消了这一限制,日后中国的集市模式是宋以后定型的。宋朝的工商税金很低,而且税种很清晰,在所有的城门,都贴有一张榜单,告诉百姓政府收什么税,税率是多少。宋代的大理学家程伊川曾总结&ldo;本朝超越古今者五事&rdo;:一是&ldo;百年无内乱&rdo;,也就是一百多年里没有发生地方造反的事情;二是&ldo;四圣百年&rdo;,开国之后的四位皇帝都比较开明;三是&ldo;受命之日,市不易肆&rdo;,改朝换代的时候兵不血刃,没有惊扰民间;四是&ldo;百年未尝诛杀大臣&rdo;,一百多年里没有诛杀过一位大臣;五是&ldo;至诚以待夷狄&rdo;,对周边蛮族采取怀柔政策。这五件事情或有夸张的地方,但离事实不远,特别是第一条和第四条最为难得,由此可见,宋代确实是别开生面。有宋一代能够长达三百年,跟它的温和执政大有干系,对内平和,对外也平和。
但同时,宋代的国有专营制度比汉代和唐代更为严酷,它专营的领域更广,惩罚的制度更严格。从现有资料看,宋代国有专营的种类之多,范围之广,资本金额之大,都是超越前代的,凡是主要商品,几乎全在国有专营之列,包括茶、盐、酒、醋、矾以及外贸所得的香药、象牙,等等。这些商品都有三个鲜明的共同特点‐‐资源性、必需性和暴利性。政府对违法进入禁榷领域的民间资本采取了十分残酷的政策。赵匡胤一方面大幅度地减税轻赋,同时则发布法令,商人私自贩运矾超过一两、私自销售矾超过三斤者,处死;煮碱达到三斤者,处死;私自酿造酒曲达15斤者,处死;贩运私酒运进城达三斗者,处死;私自贩盐十斤者,处死。对于茶税,则规定每一贯钱都要上缴给中央‐‐&ldo;茶利自一钱以上皆归京师&rdo;。
在控制了关键性产业之后,政府允许民间经营的商品包括针线、服装、肉食、儿童玩具等,这些商品也有三个鲜明的共同特点‐‐经营分散、不易管制、利润微薄。也就是说,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在产业上形成&ldo;楚河汉界&rdo;的景象,国有企业集团聚集在少数上游产业,并逐渐形成了寡头垄断的地位,其数量在逐渐减少,但是赢利能力则迅猛增加。这种格局到宋代就完全地形成了,并作为一个传统,顽强地衍续到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