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两种情况下,扎勒河左岸的阵地可以看作是真正的侧面阵地,而且作为侧面阵地,它无疑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是,用一支自信心不强的军队占领这种侧面阵地来对抗优势很大的敌人,来对抗拿破仑这样的人,却是一个非常冒险的措施。
不伦瑞克公爵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之后,到10月13日才选定了上述最后一种措施。
可是时间已经太晚了。拿破仑已经开始渡越扎勒河,耶纳和奥尔施塔特会战已经是不可免的了。不伦瑞克公爵由于优柔寡断而使自己处于两头落空的境地:要离开自己所在的位置向侧方运动去拦阻敌人已经为时太晚,而要发起有利的会战又为时过早。尽管如此,当时普军选择的阵地仍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以致公爵能够在奥尔施塔特附近消灭敌人的右翼,以及霍亨洛黑侯爵能够通过一次牺牲较大的退却脱离险境。但是,他们却不敢在奥尔施塔特夺取本来有把握取得的胜利,而希望在耶纳获得其实是完全不可能的胜利。
无论如何,拿破仑是感觉到扎勒河畔的阵地的战略意义的,因而他不敢从它侧旁通过,而决定在敌前渡过扎勒河。
我们认为,上面的论述已经充分说明采取决定性行动时防御同进攻的关系,并且已经揭示了联结防御计划各个问题的线索的性质和关系。我们木打算更详尽地研究各个具体的部署,因为这样做会使我们陷入无穷无尽的具体情况中去。如果统帅为自己提出了一定的目标,那么他就应该看一看各种地理的、统计的和政治的情况,敌我双方军队的物质和人员的状况同这一目标适应到什么程度,以及在实际行动中,它们对双方将产生什么样的制约作用。
但是,为了在这里更明确地联系到我们在《抵抗的方式》一章里谈过的一个比一个强有力的防御方式,为了对它们有更清楚的认识,我们想在这里指出与此有关的一般情况。
一、对敌人发起进攻会战的根据可能有以下几种:(1)肯定进攻者以极分散的兵力前进,即使我们力量很弱,仍有获胜的希望。
但是,进攻者实际上是不大可能分散前进的,因此,只有在确切知道敌人分散前进的情况下,防御者采取进攻会战才是有利的。没有充分的根据,只凭单纯的推测就指望出现这种情况,并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这上面,通常会陷入不利的境地。
这是因为,如果后来的情况不象我们期待的那样,我们就不得不放弃进攻会战,而对防御会战又没有做好准备,于是只好被迫退却,一切几乎就都只得让偶然性来支配了。
在1759年的战局中,多纳率领的军队对俄军进行的防御差不多就是这种情况。
这次防御以韦德耳将军指挥的齐利晓会战的失败而告结束。
拟制计划的人所以喜欢使用这种手段,只是因为它能很快地解决问题,但他们却不考虑,作为这一手段的基础的前提条件到底具备了多少。
(2)我们本来就有足够的兵力可以进行会战。
(3)敌人迟钝而又犹豫不决,我们进攻特别有利。
在这种场合,出敌不意的效果比一个良好阵地所能提供的一切地利更有价值。
用这种方式发挥精神因素的威力,是优秀的作战指挥的真正实质。但是,无论如何,理论必须经常着重地指出:这些前提必须有客观的根据。如果没有‐任何具体的根据,只是一味地空谈不平常的攻击的优越性,并以此作为拟制计划、进行考察和批判的依据,那完全是一种不能容许的、毫无根据的作法。
(4)我军的素质特别适于进攻。
腓特烈大帝认为,他的军队是一支灵活、勇敢、可靠、惯于服从、行动准确、充满自豪感并受此鼓舞的军队,这支军队还熟练地掌握了斜形攻击方式,这支军队掌握在他坚强而大胆的手中,是一种更适于进攻的工具(与防御相比),他的这种看法无疑不是错误的,也不是不切实际的。腓特烈大帝的军队的这一切特点的确是他的敌人所没有的,他正是在这方面占有了决定性的优势。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他说来,利用这些特点比求助于堡垒和地形障碍更有价值。
但是,这样一种优势是极少见的,一支训练有素、惯于进行大规模机动的军队只是这种优势的一个部分而已。即使腓特烈大帝认为普鲁士军队特别善于进攻,而且后来有些人也不断这样随声附和,我们也不应该对这种提法给予过高的评价。在战争中,人们在进攻时大多感到比在防御时轻快和更有勇气,这是一种对任何军队来说都是一样的共同的感觉,恐怕没有一支军队的统帅和指挥官不是这样称赞他的军队的。因此,在这里我们不应该轻易地被一种表面上的优势所迷惑,而忽略了实际的有利条件。
兵种的比例,即骑兵多而火炮少,也可能成为发起进攻会战的一个非常合理和极其重要的根据。
我们还可以列举以下几种根据:(5)我军完全找不到良好的阵地。
(6)我们急需决战。
(7)最后,上述几个或全部原因共同发生作用。
二、在一个地区内等待敌人,以便尔后在这个地区向敌人发起进攻(如1759年的明登之战),最合理的根据是:(1)双方兵力的对比对防御者并不是太不利,防御者可以不必寻找坚固的和加强的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