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说“****”,恐怕村委会是最“****”的地方,小学出租和租金使用这么大的事,只是十几个耆老和村干部就商量搞定。
其实,现在很多村民在外面打工或做生意,他们对于村里的事几乎是漠不关心,只要不是不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是问也不会问一下。
就是三年一次换届选举村委会干部这种在村里最大的ZZ生活,很多人也是不回来投票。甚至不少人觉得,投票只是形式,不管你投哪个人,最后当选的,还不是上面看中的那个人。
特别是在南丰县,除了县城街道的几个村委会有一定的经济收入外,全县一两百个村委会都没有任何经济收入,做村干部一个月才一千左右的收入,很多人也不屑去做。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村干部一做就是一二十年,大家都觉得,反正他想做就让他去做,又没什么油水,大不了就是因为招待镇干部多吃几顿肉,多喝几次酒。
这些年,因为言论宽松,大家对于村干部的种种不作为,都已经变成顺口溜,什么“南丰没有那么好,山高水少官乱搞。国家扶贫政策好,全是富人拿低保。”“农村建设像哄鬼,国家出钱乱受贿。一条公路稀巴烂,还说花了几百万。”“农民朋友不怕难,就怕干部乱收费。今天喊叫医疗费,明天喊交养老钱。”
不得不说,农民的智慧是无穷的。他们在社会最底层,对社会种种不公的现象也最有体会。因为他们无所畏惧,所以就连编起顺口溜来,也是非常大胆。
前一二十年,村干部常常带着镇干部来村里搞计划生育工作,在超生户家里扒米牵牛,甚至揭屋顶上的瓦。还有就是进村催公粮,弄得整个村子鸡飞狗跳。
现在虽然说计划生育工作没有那么夸张,也不用交公粮。但村里的低保户,往往都是村干部的三亲六戚占了指标,很多人住着簇新的楼房,却领着低保。甚至有人说,国家每年下拨不少各种救助款,都被镇里和村里的干部瓜分了。
因此,在农村,镇村干部很多时候就是妖魔化的象征,不少村民对镇村干部抱着惹不起还躲不起的态度敬而远之,对他们不冷不热。
牛牯大叔因为有拖拉机搞运输,家境比较殷实,也无意做村干部。后来,因为村里修祠堂,要成立理事会,通过理事会去筹款,大家才把牛牯抬出来,一定要他去做理事会会长。
这个理事会会长可不好做,不但没有工资,还因为要经常联系族人筹款,花不少电话费和油费、路费,但牛牯也不在乎这点钱,主要是大家对他的尊重,他觉得很受用。
为此,牛牯在村里的威望,比一些村干部的威望还高,甚至比支书的威望还高。这次出租小学校舍是他牵头,大家也算是看他的面子,讨论只是一个形式。
第二天,牛牯大叔去到县城,找到徐紫蕙和胡小可汇报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