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来,张居正的政治地位逐日巩固。
权势越重,风险越大。而一切的危险的源头都来自那位年轻的、权力欲也同样强烈的皇帝身上。
明朝不像前面的唐宋与而后的满清,没有摄政的制度。明英宗九岁即位,世宗十六岁即位,神宗十岁即位,熹宗十六岁即位,都没有摄政或是太后垂帘听政的传统。
张居正升任首辅以后,逐渐巩固既得的政权,提高内阁地位,统召六部,驾驭百官,成为实际上的无冕皇帝,对大明政局的控制达到了顶点:中枢阁臣、六部尚书和地方督抚大吏,几乎都是首辅推荐的亲信,御史、给事中等官员也争相看首辅眉宇行事。
尽管张居正热恋政权,位极人臣,功高权重,皇太后、皇帝对他尊重备至,恩礼有加,但伴君如伴虎的后果也不得不让他有所考虑。况且他已经过了精力最旺盛的时期,繁重的政务,错综的人际关系,新政的重重阻力,都令他形神憔悴,疲惫不堪。
晚年的他时常感到高处不胜寒,稍有不慎,就会身陷万劫不复之深渊。他既无所畏惧,但又忧虑重重。他在给幼时老师李元阳信中就闪烁着这样一种灵性与悟性。
佛家舍身的大悲大勇移于张居正身上,更多地转化为济世宏愿的执着追求,并夹杂几分楚人的蛮勇。他以这样的英雄气概和穿透精神,投身于&ldo;一身万死&rdo;的事业。
与其中途翻车,不如急流勇退。
在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扈从谒陵回京以后,张阁老随即递上一篇真挚感人的奏疏乞求退休:&ldo;臣不过一草野之夫,德行能力浅薄,没想到遇上先皇,被提拔做裕王府侍从,又被授予内阁大臣之职。壬申年先皇顾命时,又将陛下托付给微臣。臣自从受事以来,日夜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生怕辜负先皇托付,有累先帝英明。又没想到臣蒙皇上、皇太后优礼眷顾,臣也就忘记臣之愚蠢鄙陋,尽忠竭力,报效国家,不避嫌怨,不辞劳苦。每思及此,不可久居高位,不可久握大权。如今仰赖天地祖宗保护,中外安宁,圣志已定,圣德日新,朝廷之上人才济济,臣可放心地乞求退休了。&rdo;
这些年来他任重力微,才年过半百,须发已白,形如耄耋。昔日的聪明智虑日就昏蒙,若不早日辞去,恐怕前功尽弃。
有鉴于此,张居正向皇上提出告老还乡、保全晚节的请求,毫无掩饰地透露了自己的真实心态。
成年皇帝虽已有元辅威权震主的感受,却还不敢就此放手,他毫不犹豫地下旨挽留:&ldo;卿受遗先帝,为朕元辅,忠勤匪懈,勋绩日隆。朕垂拱受成,依赖正切,岂得一日离朕!如何遽以归政乞休为请,使朕恻然不宁。卿宜思先帝叮宁顾托之意,以社稷为重,永图襄赞,用慰朕怀,慎无再辞。&rdo;
两天后,张居正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再次上疏乞休。他提出一个兼顾国家政务与身家安全的折衷方案:只请假,不辞职,&ldo;数年之间,暂停鞭策,少休足力&rdo;。国家或有大事,皇上一旦召唤,朝闻命而夕就道。
如果万历当时准允,既能让首辅养精蓄锐,又能满足自己亲政的权瘾,或许万历新政将更有生命力。可惜年轻皇帝激昂之下略有踌躇,如此重大的人事更动,尚未亲政的皇帝不敢擅自做主,还得先征求母后意见。
慈圣皇太后的回答很爽快,异乎寻常地恳切挽留张先生:&ldo;我深居后宫,不能监管皇帝裁决政务,先生亲受先帝付托,有师保之责,与诸臣不同,其为我朝夕纳诲,以辅台德,以终先帝凭几之谊。等先生辅佐皇帝到三十岁再作商量,先生今后不要再有退休念头。&rdo;
皇帝、太后表态后,太宰王国光,太常寺卿阴武卿,吏科给事中秦燿,山西道监察御史帅祥等跟风交章恳留:元辅不可一日去!
张居正在皇室与群臣的恳切挽留下,失去了此生最后一次全身而退的机会。李太后固然信任张居正,但这么直白的表达为张居正平添了困扰。
她把国事交付给张先生也罢,平时动辄就拿张先生的威名吓唬小皇帝,给万历幼小的心灵蒙上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甚至要张先生继续辅佐渴望亲政的成年皇帝到三十岁。
跃跃欲飞的皇帝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意味着他至少还要再等十二年才能完全自主,憋在心里的那股愤懑无处释放,就转化为对老师的不满乃至敌视。
这也给朝中大臣和后世论者留下居正贪恋权位、欺辱幼主的错觉,使张居正蒙上很多非议。
最后的政绩
在权势最鼎盛、事业最成功之时,张居正有过骄傲自负,更多的却是万般无奈,他没有既可平安离去、又不得罪皇家的两全之法让自己全身而退。既然如此,就只能肝脑涂地报答皇家两代人的知遇之恩了。
冬去春来,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张居正五十七岁,这是他生命中相当重要的一年。正月,内阁在清丈田亩的基础上正式下诏,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及其他杂税等折成银两,统一以货币征解,使赋役简单化,小民也因此得到喘息。
从此,白银作为统一的计量单位,以排山倒海之势遍及全国,适应了商品经济勃兴的趋势,又进一步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丈土地和一条鞭法都旨在平均田赋,为了有效管理田粮,吏部奏请拟补苏松管粮参政,不料此举没有得到首辅批准。张居正郑重向吏部指出,此官职,本是冗职,不仅不应推补,而且应该裁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