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成为一个叛徒,可是我毕竟以这种身份出现,当我父亲眼睁睁地看我退还他的压岁钱宣
布“不过旧历年”的时候,他的表情是我不能形容的。
如果我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来分析我自己,那太麻烦了,因为我的形成很简单,我
该感谢我父亲的就是他老先生从来允许我自由意志的自由发挥,在别的小男孩还在玩泥巴的
时候,我已经为自己布置了一个小图书馆,我父亲从来没有拒绝过我向他要钱买书,从来不
干涉我想要看的书,逃难到上海的时候,学费太贵,我的姊妹们都失学在家,他却叫我去读
缉规中学(就是你教过书的华童公学),不让战乱耽误我的学业。二十年与他相处,他似乎
充分发挥了“北大精神”。看到周德伟不管他儿子,我向他笑着说:“所谓北大精神就是
‘老子不管儿子的精神,,你们北大毕业的老子们都有这种精神。”
从一九年以后,尽管世局天翻地覆,一个小男孩却。
能安坐在他的小象牙塔里,慢慢地成长,家庭、父母、姊妹、外人都不能“引导”他,
因为书本早已取代了他们的影响而把我带入一个新境界。在一个六年级小学生的书架上,客
人们可以看到《中山全书》,也可以看到右派的《我的奋斗》和大量左派的书报:从《观
察》、《新华日报》、直到格拉特科夫的《士敏土》,这些早慧的成绩虽然带给我那小头脑
不少的骄做,可是也带给我不少的迷乱。
整个的初中我都陷在迷乱里,直到我进了高中,直到我碰到了我的老师严侨(以侨),
我的生命才起了突变。
严侨是严复的长孙,初到学校的时候,立刻使我们倾倒,他的热情与犀利,文理科的知
识,英日文的熟练,都不是那些混饭吃的教员比得上的。很快的,我跟严侨建立了友谊;很
快的,我知道了他为什么整天买醉——原来他是共产党!
他到台湾来就被发现,她的妹夫叶明勋保了他,他没被捕,也不能活动,很苦闷。住了
几年,读了些书,居然也有点自由主义的倾向,所以更加苦闷。一天夜里他又喝醉了酒,竟
向他的小知己大哭,他对我说:“我不相信国民党会把中国救活,他们不论怎么改造,也是
无可救药,他们的根儿烂了。
十多年来,我把自己投入一个新运动,我和一些青年人冒险,吃苦,为了给国家带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