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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第1页）

1946年深秋，中国检察官向哲浚趁法庭进入太平洋战争阶段审理之际，回国述职。他一再向司法部呼吁，请求派精兵强将支援审判。

就在这时候，向哲浚的老朋友倪征燠回来了，这个消息让向哲浚喜出望外。倪征燠留学回国后一直从事司法工作，1945年曾出国考察欧美司法制度。他刚刚回国，向哲浚就来找他。听了向哲浚的介绍，倪征燠知道审判进行得不顺利，对于中方来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之难，就难在举证上。特别是像土肥原这样的战犯，他本来就是从事阴谋活动的，躲在幕后策划指挥，小心谨慎，知道不留证据和随时销毁证据，所以很难抓住他什么重要把柄。国民政府军政部、司法部都找不到他的任何材料。

向哲浚和倪征燠经过认真地商讨，决定组建一个&ldo;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顾问组&rdo;，由倪征燠担任顾问组组长。他们约定，向哲浚先回东京关照法庭上的事情，倪征燠带人在国内继续搜集证据。

时间进入1947年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理很快就要进入被告的个人答辩阶段了。此时，在东京的向哲浚和梅汝璈急切盼望倪征燠他们带来证据，支援审判。

倪征燠接到外交部的紧急通知，东京方面电催检察官顾问组能否立刻动身前往东京。当倪征燠看到这封十万火急的催促电报时，不敢有片刻耽搁，匆匆收拾行装上路了。

此刻，中国检察官当务之急就是：如何在被告进行个人答辩的时候进行有效的反驳并提出有力的新证据。在国内举证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检察官果断决定，通过中国政府驻日军事代表团直接向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提出申请，要求盟军总部让中国检察官成员进入已被封闭的日本内阁和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寻找日本对华侵略战争中有关战犯的罪证。

在得到盟军总部的同意后，中国代表裘劭恒和刘子键（向检察官的秘书）、以及高文彬、张培季、周锡卿、刘继盛（稍后来东京的翻译组人员）等人一起开始在那些被查封的日本陆军省档案库的资料中，搜寻证据。日本十几年的档案资料，包括文件、作战命令、来往电报等等，难以数计。要从字里行间发掘罪行证据，工作强度之大难以形容。这就像大海捞针，他们必须小心翼翼，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尽可能从损毁的公文档案中拼凑被告犯罪的全景图。

代表们先是摘抄、翻译、整理出原始材料，然后根据这些材料进行讨论分析，拟出发言材料，为此他们夜以继日。有些罪行，日本档案资料没有记载，只能通过实地调查取得实证。

代表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在日本找到了大量可以证明首要战犯罪行的有力证据，这是那些侵华战犯始料不及的。其中有日本外务省密档中的御前会议、内阁会议、五相（首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会议的纪录，伪&ldo;满洲国&rdo;密电，以及日本政府元老西园寺的日记等重要材料。他们还查出了《东京日日新闻》报纸于1937年12月，分别以&ldo;百人斩大接战&rdo;、&ldo;一百人斩超纪录&rdo;为标题，报道日军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两少尉在南京进行杀人竞赛的消息。在大量的事实和人证物证面前，日本战犯们的罪行昭然若揭。

除了高强度地搜集证据资料，中国代表团成员还在一起研究对付日本战犯和辩护律师的策略，模拟可能会在法庭上出现的辩论场面。

为了防范日本侍者的窃听，中国的这些法官和检察官们在互相交谈中，对受审的日本战犯分别编号，并多冠以&ldo;绰号&rdo;，如：以&ldo;土老二&rdo;来称土肥原；以&ldo;坂老四&rdo;来称坂垣征四郎。由此可见，为了在法庭上赢得主动，中国代表们花费了大量心血。

5．铁证（3）

◆狡辩

随着审判的继续，有关各国的检察官也相继进行了举证陈述，历数了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各个阶段上日本战犯的犯罪事实。其中菲律宾代表的发言，控诉了日本侵略军在占领菲律宾时期残害131000多名菲律宾人和美国人的罪行，特别是日军制造的马尼拉大屠杀等惨案，同样激起世人的无比愤慨。在庄严的国际法庭上和确凿的铁证面前，日本战犯的罪责是根本推卸不掉的。

但在庭审中，被告和他们的辩护团总是试图把罪责推到中国人身上。战犯们不仅不甘心认罪并且还百般抵赖，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辩护律师所采取的拖延战术。这些美国律师在辩护中或诡辩狡赖，或横生枝节，故意拖延审判时间，以便寻机为一些没有直接危害美国利益的战犯开脱。梅汝璈法官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中，以十分气愤的笔调记述了某些辩护律师的这种荒唐行径并予以严正的批判：

&ldo;辩护律师的无理取闹简直让人不可思议，甚至在1946年5月14日的审判中，被告辩护方居然提出申请取消起诉书中第39项所指控的罪行，即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美国舰队，杀害美国海军上将季德及大批美国海军军官和水手的罪行。战犯的美国律师布列克莱强辩说：&lso;如果说海军上将季德在珍珠港被炸死是谋杀案的话，那么我们就得知道在长崎动手投掷原子弹的那个人的名字，我们就得知道制订这一作战计划的参谋总长，我们就得知道对这一切负责的总司令。&rso;这无疑是指美国总统杜鲁门。因为按照美国宪法，总统是负责指挥全国军队的最高司令官，在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实际上也确实是由杜鲁门决定的。这位美国律师在审判战争罪犯的法庭上竟把自己祖国的总统与被告相提并论，实在令人惊异。&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