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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第1页）

等到九届二中全会把陈伯达揪出来，《红旗》就乱了套，军宣队、工宣队都慌了，搞&ldo;小集团&rdo;的人（包括吴江）也慌了。这时，由于陈伯达是我的对头，陈一垮台，我也有了一点发言权了。我说：吴江、陈茂仪这些编委可以&ot;解放&ot;。那时陈伯达在台上，吴江等人要维护无产阶级司令部，只能跟陈伯达；所以对这些人跟随陈伯达应该给予谅解：由于我说了这些话，吴江、陈茂仪这些人先&ot;解放&ot;了。同时，我还说，是不是他们认为运动初期是陈伯达把他们&ot;解放&ot;了，所以他们对陈伯达有感恩图报的意思。在这点上，他们是否也有值得检查的地方。这句话把吴江他们得罪了。吴江和关锋都是有仇必报的人，你得罪他一点，他就永世不忘。

在&ldo;文革&rdo;结束以后，我把卢之超、卫建林这些比较努力、有一定水平、又有一定文字能力的人陆续吸收进来，先是在财贸小组，后是到研究室。从中央办公厅研究室也吸收了一些人。以后机构一合并，这些人都到了书记处研究室了。

2我澄清事实的回信

事实就是这样，我感到我有责任说明真相，澄清事实。为被吴江不顾事实一再向中央指控的这批中青年同志说话。于是我草拟了一封回信，把这些情况加以说明‐‐所谓的造反派、野心家、投机分子是怎么回事，张云声是怎样一个人、卢之超是怎样一个人，都做了说明。其中吴江的信中还点名说到滕文生。滕文生在&ldo;文革&rdo;时帮关锋做了一些事，主要是看人民来信、内部材料，看了以后选送给&ot;文革小组&ot;看。就是这么些事。

我草拟的回信稿全文如下‐‐

吴江同志六月二十二日给耀邦、仲勋同志和九月七日给耀邦、任穷同志信遵嘱阅过。

吴江同志曾长期在我领导下工作，&ldo;文化大革命&ot;期间又一道在五七干校、吴&ot;文化大革命&rdo;初期受审查，自然不会是&ldo;邓力群专案组组长&rdo;。他及其他原红旗杂志中层领导干部工作中的错误，我当时都承担了责任。关于我所了解的吴江同志的情况和我对吴江同志的看法，过去向耀邦同志谈过，去年中组部向我调查时也谈过，如他有一定理论修养，能写文章，但和同志团结不大好，不宜担任很高的领导职务，等等。我仍坚持这些看法，但似应再做若干补充才更周全。

一九六九年夏到干校，机关运动中的专案组改称材料组，人员也有所变化。比如吴信中点名的许多同志，非但不能再参加材料组工作，自己反而成了审查对象，运动初期受审查的同志，有的却参加了材料组工作。吴江同志就曾以材料组工作人员身份和我谈话、核对材料，但对不符合实际的材料仍允许我申辩，这是我至今犹记不忘的。

吴称&ldo;在干校时遇到的唯一的一桩是非问题，就是参加批判&lso;小集团&rso;&rdo;。吴信所开名单中特意注明&ldo;现在书记处研究室&rdo;的几位，以及未上名单而目前同样在书记处研究室工作、吴江同志与他们之间同样心存芥蒂的几位，相当一些就曾以&ldo;小集团&rdo;一案受过吴江同志的批判。这都是原在红旗工作的一般干部、中青年同志。一九六七年《红旗》十二期社论经陈伯达修改而陈矢口否认，特别是一九六八年陈伯达公开支持一个叫&tis;&tis;&tis;的女人（原红旗校对）出面领导红旗的工作，在广大干部中引起严重不满。陈利用&tis;&tis;&tis;和军宣队整这些同志，罪名是&ot;反对陈伯达同志&ot;、&ot;反对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ot;，制造了&ot;反革命小集团&ot;的冤案。因我在交代少奇同志《修养》一书重新发表过程中如实地涉及到陈，陈说邓专案是&ot;黑专案&ot;，原专案组成员无一得脱（包括吴信点名的徐道河同志、涂先珍同志）。在吴江等同志的批判中，&ot;邓力群专案&ot;被指责为&ot;小集团&ot;的&ot;思想基础&ot;，我也成了&ot;小集团的精神领袖&ot;。除像我这样因&ot;走资派&ot;问题和其他因历史问题一直在受审查的同志外，此案涉及干校学员半数左右。参加批判&ot;小集团&ot;的同志多属被迫，但吴江同志和原红旗另外几位中层领导干部确实很积极。陈伯达倒台后，此案已显然无法维持。包括吴江同志在内的一些同志阻挠平反，反说陈伯达是&ot;小集团&ot;的后台，批判者是上了&ot;小集团&ot;的当。几经周折，才由军宣队勉强作过一个&ot;这是陈伯达的罪行&ot;的结论。这的确是红旗杂志五七干校的一桩&ot;是非问题&ot;。在陈伯达一系列罪行日益暴露之后，许多一般干部、中青年同志起而怀疑陈伯达、表示不满，吴江同志这样一些担负过领导职务、长期受党的教育的老党员，非但没有和他们共同战斗，却和&tis;&tis;&tis;一道整他们，而且长期不承认错误，实在令人失望。我在干校无非是种地、喂猪，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只要有发言权，在这样的是非问题面前当然不能沉默。我为此对吴江同志当时的政治表现提出过批评，即吴信中所称邓力群&ot;批判批判者&ot;。至于我的批评没有被接受，那就是另外的问题了。

&ldo;小集团&rdo;一案已成历史，本来可以不再重新翻腾。此案涉及的中青年同志，均系&ldo;文化大革命&rdo;前到红旗工作的。其中有的系根据中央批准由各地推荐调进，有的系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来。其中有的曾是吴江同志的下级。他们在&ldo;文化大革命&rdo;前已做了不少工作，有些&ldo;文化大革命&rdo;初期说过错话、办过错事，但觉悟较早，综观十年，表现是好的。一九七五年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时普遍进步更快。其后积极参加反对&ldo;四人帮&rdo;的斗争，批判&ldo;两个凡是&rdo;，坚决拥护和努力宣传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近年来参加一系列中央重要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报告的起草工作，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年富力强，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和写作能力。几年来，至少现在书记处研究室的几位，弃前嫌而专注于工作，并未计较吴江同志整过他们的往事。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他们无愧于党的教育，是经得起考验的。一个老党员、老干部，理应光明磊落，出于公心，为这些中青年同志的进步感到高兴，理应热情地和善意地对他们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理应实事求是地在中央同志面前对他们做出正确评价。但吴江同志却一再给中央同志写信，继续指责这些自己整过的同志&ldo;写过一些坏文章&rdo;（像一九六七年十二期《红旗》社论这样的文章，罪责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陈伯达，这是已成定论的事，不知吴信为什么还要归罪于一般干部）、有&ot;小野心&ot;（不清楚吴信根据什么使用这种带有严重政治性质的术语），进而认为这些同志&ot;过分集中于中央身边，不一定恰当&ot;。即在吴江同志叙述问题的范围内，有些也不合乎事实。如吴点名滕文生、贾春峰同志&ot;分别任王力、关锋的秘书&ot;，就属子虚乌有。吴自称他在&ot;公平地说&ot;。坦率地说，从吴江同志对待这些中青年同志的态度中，实在看不出公平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