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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章（第1页）

一九八三年三个部门的四个会议和两件突发的事情

二考察文物工作及其他

开完这个会后，就为即将召开的全国文物会议做准备。为接触一下一些省级文物工作的情况，看看存在些什么问题，我出去考察、调查了四十几天。这四十几天实际也不单是看了文物工作情况。

7月27日我离开北京，先是去承德。在承德参观了避暑山庄、外八庙；又到围场去了一下。接着到山西大同，先看煤矿，又看了云岗石窟。然后到雁北，了解农村情况和生产责任制在那里的实施情况。记得日本投降以后，我从延安出发，在晋西北转了好几个县，那时尽管是解放区，但人民生活仍非常贫困。这次去看了，情况就完全两样了。后又到呼和浩特，参观了昭君墓，了解了一些牧区情况。

在呼和浩特，正好碰上华北6省市在这儿开新闻工作会议。我在这次会上讲了一篇话，讲的是《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批评了胡绩伟的所谓人民性。他认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党中央就要服从全国党代表大会；全国党代表大会就应服从全体党员；全体党员就要服从全国人民。这样把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为我们党和国家处理一切重大问题的唯一原则，可以代替一切的原则。按照这个逻辑，就要求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全民投票表决。另一个王若水，与他的观点相仿，认为党性来自于人民性，因此，人民性高于党性。在讲话中我都作了分析批评。

离开呼和浩特后到包头，去成吉思汗墓看了一下，还看了包头的军工企业和其他工厂。然后到河套，又到银川，看了西夏留下的几个墓、遗迹（几个塔），看了一个山。又到中卫县，看治沙。又到刘家峡水电站去看了。然后去甘肃，在兰州碰上他们正在开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和学术讨论会。我在会上讲了话、题目是：《知识分子的成长和在新时期的光荣职责》（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到敦煌，士酒泉，然后又从兰州去青海，参观了文成公主进藏路线，经日月山，去炳灵寺、塔尔寺，到龙羊峡，这时水电站已截流了。然后又回到甘肃，经天水后，看了麦积山石窟；然后去陕西西周遗址--岐山，到咸阳，在西安参观了一些文物点，其中包括玄奘译经的大雁塔，然后去延安，这是我解放后第一次回延安。然后又回到西安，去三门峡，到临汾、运城、平遥、太原，看了晋祠。一路上看了这些文物点，对文物的收藏、挖掘等事情有些感性知识，为后来的文物工作会议做了点准备。知道了文物工作中有哪些事情，是含什么状况。

这次共花四十来天，有些收获。第一，接触了文物工作中的问题；第二，了解各地区学《邓选》情况；第三，在延安、西安提出要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以往提此，只重视艰苦奋斗，后来彭真讲延安精神主要有两条：一是实事求是，二是艰苦奋斗。我觉得把实事求是加进来很好。第四，一路上接触了不少在艰苦条件下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很重要的贡献的知识分子，表扬并提倡发扬他们这种精神，这集中表现在我在敦煌吐鲁番学会会议上的讲话中，后来在《红旗》发表了。第五，提出西北地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在这样条件下，要重视广播事业的发展。第六，提出要重视师范教育，那时是搞好小学6年义务教育（后来是9年义务教育），全国三个指标：入学率90％，巩固率60％，合格率30％，西北情况很差，合格率只有20％，这里的关键是师资水平太低，小学毕业教小学，初中毕业教初中。我提出：普及6年、9年这当然对，但重点应把师资搞好。现有师资要培训，新的师资要正规培养，有了合格的师资，普及才能合格。没有师资，勉强上学，但毕业以后不合格，也没有用，这就等于硬性推广和普及，老百姓也不干，长期下去也坚持不住。后来就这个问题以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认真抓好师范教育是普及教育的关键》。我在几个地方都讲这个问题。应该说，这个问题提得比较好，合乎实际啊。

9月6日回到北京，9月7日邓小平同志找我谈话，说：二中全会就要召开了，准备在二中全会上讲一篇话。要我们替他整理，他似乎很有准备，提出了一个讲话要点：一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二是组织上的巩固要力求纯洁，把&ot;四人帮&ot;帮派体系的干部，清除出党。这在后面再细说。

一九八三年三个部门的四个会议和两件突发的事情

三两件突发的事情

1经济决策程序的变化

按时间顺序，先讲第一件，经济工作里的问题和经济决策程序的重大变化。

（1）3月17日上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策

在1983年3月问，开了一次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专门谈经济工作的问题。我列席了会议。会上发言的主要是赵紫阳和陈云同志，先念、小平和耀邦也讲了话。发言虽然没有点名，但大家一听就明白了，是批评胡耀邦的。

在这个会议之前，胡耀邦一直在找各个部委谈话。在十二大报告准备的过程中，胡就在找各部委谈话；十二大之后，他仍在这样做。他的中心意思就是要搞高速度，他批评乔木、赵紫阳以效益压速度。鼓吹加速增长，要在第一个十年里提前翻番，免得为后人留下包袱。他还指名道姓地讲：我们这些人要多干一点，就可以为启立他们上来创造条件，使他们的包袱轻一点，好轻装上阵。他这样一讲，对国务院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在十二大以后，差不多一年时间里，国务院的计划做了向下的调整，要&ldo;保四争五&rdo;。胡对这个速度不满意。那时，生产责任制在农村普遍地推行了，确实农业情况一年比一年好，粮食产量和农产品产量都比计划规定的指标超过将近一倍。到了i983年，胡耀邦讲：现在发愁，粮食消费不了余下的怎么办。他还做出了非常乐观的估计：将来中国很可能成为粮食出口大国。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小平也有点坐不住了。1982年&ot;保四争五&ot;，超额增加很多，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突破7％；1983年&ot;保四争五&ot;，实际结果也超出不少。邓小平找国家计委的人谈，说，&ot;保四争五&ot;超过很多，超过部分会不会形成积压、派不上用场，造成浪费。当然，这是他的一种担心。鼓吹高速度的主要是胡耀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