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千个初冬的晴朗日子,阳光温和,小草虽大半枯萎,而树叶却多数还留在枝桠上,只是颜色变得暗黑,犹如翠衣上加了一件深色外套,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九九严寒。几株高大的枫树上挂满了红红黄黄的五角叶片,给略带几分肃杀的冬景增添不少亮丽的色彩。
在三三两两的游客中,有一位三十七八岁的男子。他中等身材,略微有点胖,白白净净的脸皮,嘴唇上留一口乌黑的八字短须。头戴一顶茶色小圆帽,身穿一件黄褐色的布长衫,夹杂在游人中,没有丝毫的特别之处。然而此人却非同一般,他就是名动海内的康有为。
康有为乃广东南海县人,出生在一个官宦书香的大家族中。
他从小聪颖过人,且抱负宏大。十岁丧父后,便跟着做学官的祖父读书做文章。他博览群书,记性悟性都特别出色,本是一个通过科举考试而走上仕途的好料子。无奈他厌恶八股文,又极爱读那些与应试无关的杂书,故功名场中极不顺利,直到三十六岁时还只是秀才。
广东乃近代中国风云际会的重要省份,康有为受家族和环.境的影响,从小便仰慕曾国藩、左宗棠和骆秉章等人的事业,志在用世。目睹国家的外患内忧,百姓的贫穷困苦,康有为忧心忡忡,竭力寻求救世的学问。他从程朱转阳明,又从阳明入佛学,均未找到药方。后在忘年交翰林张鼎华的影响下,开始注重时务和西书。二十二岁时,康有为来到香港考察,见原来的一个渔村荒岛,在英国人的治理下,不过短短四十多年的时间,便成了一个繁荣的都市。这里货物山积,生活富裕,管理有序,文明礼貌,远非内地所可比拟。香港的现实,使他确认中国的出路在于向西方学习。
光绪十四年,康有为再次北上参加直隶乡试。在京期间,他广为结交开明学生和士绅,深入了解朝廷的政治动向。他希望通过向朝中权要上书的途径,来阐明自己的救国主张,以期引起最高层对自己的重视。他先是向军机大臣潘祖荫致书求见。不料他初见潘时,便大谈改革变法,把潘吓了一跳,便以长辈的身分教训他应熟读大清律例,不可想人非非,轻言变法。潘祖荫到底是个清流领袖,惜才爱才,是他的本色。他虽不喜欢康有为的轻率造次,却也没有给他太难堪,勉励他好好读通圣贤之书,又送他二十两银子作盘缠,要他尽快离京回粤,以免生事惹祸。
康有为回到寓所,越想越不是味道。他怕自己方言很重的叙说,没有表达清楚自己的思想,于是又提起笔给这位在士大夫中素负重名的老才子写了一封长信,指出&ldo;大厦将倾而酣卧安处,若罔闻知,真所谓安其危而利其灾&rdo;的国势现状,希望能借潘之言&ldo;感悟圣意,使翻然有欲治之心&rdo;。但这封信如泥牛人海,再无回音。康有为失望之余,又向学界领袖、同治帝师大学士徐桐上书,谁知不懂世故的康有为看错了人。徐桐乃彻底守旧派,凡听新、高、洋之类的话便厌恶,且架子极大。在徐桐的眼里,康有为简直是一个狂妄的无稽之徒,他拒绝接受康有为的信。徐桐的傲慢,使康有为极为不快,但他仍不灰心。他听说从西洋回国不久的曾纪泽是个通达明白、礼贤下士的君子,便又投书曾纪泽。曾纪泽对康有为颇为欣赏,他亲到南海会馆看望康,与他商讨澳门及变法等问题。但终因地位的悬殊与相知的不深,曾康之间这次见面,没有对康有为产生实质性的效果。康有为仍不罢休,又写信求见翁同龢,但翁同龢因对康有为了解不够,拒绝了康的求见。康又写信给都察院都御史祁世长,这封信也无回音。一连串的挫折,不仅对康有为心灵打击甚大,还影响了他的功名。这次乡试,他的文章已被列为第三名,但徐桐视他为狂生,强行命令主考官将他的名字刷下,中举之望再次破灭。
但这一系列的打击,反而刺激了康有为,使生性倔犟的他更加执著了。他借当时皇陵附近山崩的机会,越过阻挡他的王公大臣们,直接向慈禧、光绪上书,并标了一个极为刺眼的题目:为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变折。在这份折子中,康有为将中国喻为一个身患重病的人,卧不能起,手足麻木,百窍迷塞,内溃外侵,百脉溃败,病入骨髓,而这还不是最大的忧虑,最大的忧虑是皇太后、皇上无欲治之心,赫然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三项建议。.康有为乃一介布衣,根本无权向皇帝上折,于是他只能请大臣代递。他找到国子监祭酒,即甲申年弹劾掉恭亲王及全班军机的盛昱。盛昱为康有为的爱国激情所感,将其折交给翁同龢。
但翁读了这份折子后,觉得语气太亢直,不合宜,予以谢绝。盛昱又去找祁世长。祁当面盛赞康有为的忠义,答应为其代奏,但临时又变卦失约。于是这封饱含康有为心血的折子终于未能到达光绪的手中。康有为在京师的活动,没有取得成效,只得快快离京回家。
回到广州后,他结识了从四川来到广州的经学大师廖平。廖平接续龚自珍、魏源的学业,治的是今文经学。康有为为廖平的学说所折服,转而潜心于今文经学的研究,他终于从冷落千余年的今文经学中找到改革变法的理论根据。从此,他以今文经学中的通三经、张三世为基础,演绎出自己的一套维新理论。在他所亲手创办的万木草堂中,他一边教学传道,一边发愤著作,将他的研究和思考写进《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本书中。前书将祖祖辈辈士人尊奉的古文经学,宣布为刘歆所伪造的学说,后书把夏商周三代历史称之为孔子为改制所拟托的理想,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是孔子的托古改制。这种惊世骇俗的说法,无异于给死水一潭的中国学界和政界投入一颗惊天动地的炸弹,引来无数士绅官员们的愤恨抗议,直欲把康有为食肉寝皮而后快。《新学伪经考》一书因此而不得不毁版停印。《孔子改制考》也因此而未能付梓,只是以手抄本在民间流传。但康有为的学说,却赢得了他的万木草堂的学生梁启超、陈千秋、徐勤等人的五体投地的崇拜,也获得了海内无以计数的有志之士的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