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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5章（第1页）

同治九年（1870年）爆发的天津教案，引起了洋务派和极端守旧派的激烈争论，但是从此洋务派的方针明确地成为官方处理这一类事件的主导方针。在极端守旧派思想指导下煽动群众反洋教斗争的各地官绅也就渐渐地偃旗息鼓了。

天津教案的发生，和地方绅士也有若干关系。事前，&ldo;乡绅集会孔庙中，书院停课&rdo;2；社会上纷纷传说教会的种种罪行。五月二十三日，有群众几千人聚集在法国人办的教堂前面。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官方没有认真弹压，自己带了枪到教堂前，向当时正在处理此事的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并打伤了刘的仆人，更激起群众的义愤。群众当场把他打死。跟着，群众放火烧掉了教堂和其他多处外国人的房屋，在纷乱中被杀的有二十个外国人（其中大部分是法国人，有三个俄国人）和若干中国教徒。丰大业无理开枪，显然是造成这一事件的主因。事件发生后，不但天津人心浮动，社会秩序混乱，而且影响到京畿附近以至外省各地。清朝当局和驻华的各国人员都感到十分震动。除了法国公使借端向清政府提出威胁外，英、美、俄、意等国也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进行示威。

从事件发生后总理衙门的文件中可以看到，这些办洋务的大员们担心的是什么。第一，他们怕各地群众效尤，&ldo;为谣言所惑，群起与洋人教民为难&rdo;。根据总理衙门的请求，朝廷立即下谕，&ldo;着各直省督抚，严饬所属地方官，务须剀切晓谕，妥为弹压，并将各处通商传教地方，随时保护，毋任愚民借端滋事&rdo;1。第二，他们怕法国人&ldo;遽行决裂&rdo;，&ldo;因此用兵&rdo;，其他各国也配合行动，&ldo;协以谋我&rdo;。其实，当时法国在拿破仑第三统治下，国内局势十分不稳定。在天津教案发生后只有一个月，普法战争就开始了，法军迅速被打败，拿破仑第三在色当之役中全军覆没。所以法国并没有能力来在远东采取什么行动。对于国外局势，清朝官员丝毫不了解，反而把法国在华公使的踌躇不决的为难情况看成是一种凶兆。总理衙门说：&ldo;查该使臣遇各省细故，皆暴躁异常，此次反若不甚着急，似伊已有定谋，恐成不测。&rdo;2朝廷根据总理衙门的建议，特派驻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充任出使法国的钦差大臣，去赔礼道歉。至于天津教案本身，则派令直隶总督曾国藩立即由保定前往天津处理。

天津教案可说是曾国藩一生所办的最后一件大事。在办完天津教案后，他被调任两江总督，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就死了。他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处理天津教案。当时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又被派到天津协助。他们都认为，如果不向外国人交出足够数量的人头，是解决不了由这次教案引起的危机的。但因为是群众一拥而起的行动，很难找到证据确凿的&ot;正凶&ot;。曾国藩、丁日昌在八月下旬向朝廷报告说：&ot;自七月下旬设局发审，严立限期，昼夜追求，直至中秋节前，仅得应正法者七八人。&ot;他们说，&ot;若拘守常例，实属窒碍难行，有不能不变通办理者&ot;1，也就是说，定罪不一定要有充分的证据，这样总算把&ot;可以正法&ot;的人数增加到十五名。二十天后，又把处死刑的人增加了五个，此外还有一批判处充军和徒刑的人。被官方捕拿、追逼供状的受害的人，为数更多。曾国藩等报告说：&ot;先后两次，共得正法之犯二十人，军徒各犯二十五人，办理不为不重，不惟足对法国，亦堪遍告友邦。&rdo;2此外，总理衙门在北京按照法公使开的数目给了四十六万两银子的赔款，对俄国人也给了三万两银子，数目之大也超过以往历次教案。

在办案过程中，曾国藩说：&ldo;天主教本系劝人为善。……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也。&rdo;他认为教堂在中国并没有干什么坏事，唯一可疑的是社会上有些&ldo;迷拐人口&rdo;的罪犯可能同教堂有关，所以他说：&ldo;挖眼剖心决非事实，迷拐人口实难保其必无。&rdo;3他不追究外国教堂的活动在侵略中国中所起的作用，不查问为什么外国教堂会引起群众的仇恨，为什么种种有关教堂的流言会到处流播，却把教堂说成是蒙了不白之冤，应当为之&ldo;昭雪&rdo;。他把&ldo;迷拐人口&rdo;说成是教堂惟一可疑的事，正是掩盖了外国侵略者以传教的名义所干的全部真正罪行。

事后，曾国藩谈到这次教案的处理时说：&ldo;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为一生憾事。&rdo;但是他的&ldo;内疚&rdo;并不是因为对人民滥施重刑。他说：&ldo;在中国戕官毙命，尚当按名拟抵，况伤害外国多命，几开边衅，刁风尤不可长。&rdo;又说：&ldo;此案因愚民一旦愤激，致成大变。&rdo;1要这些&ldo;愚民&rdo;&ldo;刁民&rdo;交出脑袋，在他看来是合情合理的。使他感到遗憾的只是天津知州和知县这两个官员受到牵连。他本来并不想定地方官的罪，只是因为法国公使坚持要知州、知具抵命，他才被迫上报朝廷把这两个官员下狱，以致这两个官员遭到流放的处分。曾国藩向朝廷说：&ldo;微臣之所深自负疚者此也。&rdo;2

受了极端守旧派的议论的影响，朝廷在六月底曾下令说：&ldo;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喝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维&rdo;，并表示要在各地作军事戒备。曾国藩立即回奏说：&ldo;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rdo;，并且说：&ldo;皇上登极以来，外国盛强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此已事之成效。……以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惟万不得已而设备，乃取以善全和局。&rdo;曾国藩的这个奏文结语说：&ldo;臣此次以无备之故，办理过柔，寸心抱疚，而区区愚虑，不敢不略陈所见。&rdo;3会读官场文牍的人当然看得出来，他的这些话，好象是自责，其实是说，他的&ldo;办案过柔&rdo;，是有理由的，由于中国没有力量抗御外国侵略，所以只能委曲求全，只能采取对外柔顺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