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票号的老板,尽管本人在全国各大分号来回巡视,但他们的根子都还扎在原籍。通常在原籍都有大庄院和大片的田土,或由父亲,或由兄弟,或由嫡妻掌管家政,虚衔执照这种朝廷颁发的重要文书,照例都保存于原籍的老家。因此,查核正本并不是一件难事。
清查局派出六名委员,分头到这四十二家票号老板的原籍去查核。两个月后,这些委员都相继回到太原。果然如阎敬铭所料的,此行收获巨大。四十二个老板家中所保留的正本,上面所书写的捐银数量,除七人与副本相符外,其余三十五名的正本均与副本不符,正本的银数一律多于副本,相差大的达三千两,相差小的也有八百两,总共有七万余两,约占四十二名老板所捐款的二十分之一。一千五百余张虚衔执照共换来五百余万两银子,照此推算,当有二十五万两左右的出入。
杨深秀所提供的原始记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只记录了两个半月的捐款细目,将这张细目与保存在藩库里的,由徐时霖签名的一千二百余张军功牌副本上的银数相比,有二万两银子的出入。
现在情况大致明白了。在光绪三年赈灾期间,由藩司葆庚主持、冀宁道员王定安为副手,以阳曲县令徐时霖为主要办事人的善后局,在接受捐款一项中,有确凿证据的贪污银子为九万两,怀疑贪污银子三十万两左右。
张之洞看到清查局送上来的这份禀帖,不由得怒火中烧。这可不是寻常的贪污,它贪污的是救灾的银子。在那大灾大荒的年月,一两银子就是一条人命呀!身为朝廷命官,手握朝廷授予的权力,处于百姓父母官的地位,掌管着百姓的生死命运,却利用权力去中饱私囊,置百姓的生死于不顾,真正是良心丧尽,天理不容!张之洞恨不得即刻就将葆庚、王定安等人抓起来,绑赴街市,杀头示众,以平民愤而大快民心。但他们身为司道大员,不能如此简单从事。他和桑治平商量着。
桑治平说:&ldo;阎丹初先生明知山西赈灾款里出了事,也明知葆庚、王定安等人有贪污嫌疑,但他就是不出声。既不向朝廷奏报,也不向曾国荃、卫荣光揭发,假若这次若不是去京师任户部尚书,他可能还会缄默不语。这是为什么?&rdo;
张之洞说:&ldo;你这个疑问提得好。依我看,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身处客位,虽有怀疑,不便去一一查实,手中没有真凭实据,则不便挑明。二是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rdo;
桑治平两只手来回地搓了很久,说:&ldo;这两个原因是不错,不妨还可深入思考一下:阎老先生以赈灾钦差大臣的身分,来告发山西的司道大员贪污赈灾款,他自己觉得可能不合适。要说顾虑,他最大的顾虑可能是那个曾九帅。前几年,曾九帅在山西,葆庚为其所信任,王定安又是其一手提拔的心腹。曾九帅不愿意伤害这两个人,况且身为一省之主,赈灾款中出了这样的大问题,巡抚也难逃其咎。阎老先生是深知曾九帅的为人的,若触及此事,他会来个一手遮天,全盘否定。卫静澜胆小怕事,既怕麻烦,更怕得罪曾九帅。故而归根结底,山西的事情都在曾九帅身上。香涛兄,你要先有这个准备,得想想如何对付那个恃功自傲,又得到太后信任的威毅伯。&rdo;
&ldo;我不怕那个威毅伯!&rdo;张之洞毫不犹豫地说,&ldo;去年二月,授他陕甘总督重任,朝廷倚重他,他却在老家养病,居然一养半年不赴任。八月,我上疏太后,说陕甘重地,不可久无总督,曾国荃既然病情严重,不如开缺,让他安心在家养病。结果朝廷真的将他开缺了。要说得罪,我早已得罪了他。&rdo;
桑治平笑道:&ldo;这两者之间有所不同。去年那道奏疏,固然是对曾九帅不客气,但没有伤他的面子。他可以说自己的确是重病缠身,说不定他是不愿意去兰州那个苦地方,巴不得你上这道折。你看他今年放两广总督,接旨就起程了,前后判若两人。同是总督,他愿意去广州,不愿意去兰州。若去年放的就是两广,他决不会在湘乡呆半年。&rdo;
张之洞也笑道:&ldo;正是的哩,你说到他的心窝里去了,我倒真的是小骂大帮忙了。&rdo;
桑治平说:&ldo;这次不一样。葆庚、王定安都与他关系密切,他至少有失察之误。曾九帅是个极霸道的人,给他脸上抹黑,他不会善罢甘休。&rdo;
&ldo;他不善罢甘休又怎样?&rdo;张之洞有点气愤起来,&ldo;大不了他反咬一口,告我一个诬陷之罪,要朝廷撤掉我这个巡抚之职,我也不怕。何况,只要证据确凿,他也反咬不成。&rdo;
&ldo;你有这个准备就好。&rdo;桑治平沉吟片刻后说,&ldo;阎老先生不愿以共事人的身分揭发对方,他的这种谨慎的处事方式也不是不可效法的。我看,这事是不是可以这样办。&rdo;
&ldo;你说怎么办?&rdo;张之洞两眼盯着桑治平,急切地等着他的下文。
&ldo;我们把证据办得扎扎实实的,然后再把这些证据弄到京师去,请你过去的那批朋友张佩纶、陈宝琛他们上一道参劾折。这样做,或许更妥当些。&rdo;
张之洞想了想,说:&ldo;也好,把这个功劳送给幼樵、弢庵。我叫叔峤去协助马丕瑶,把文字理得顺畅些。&rdo;
就在巡抚衙门商量如何惩处贪官污吏的时候,藩司衙门也在紧张地计议如何对付这位办事认真的名士抚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