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工业的总部会议室。
林志超看着一众集团高层,以及‘中天钢铁’、‘中天拆船厂’的主要管理层,心中有些满意。
长江工业集团的技术实力很强,一直坚持招聘内地来港、香港大学毕业的机械类、化学类等相关人材,所以公司的科研能力绝对不算弱,能自研、修理各种机械,亦可以冶炼铜。
香港大学不是没有理科毕业生,早在本世纪初,太古船坞便从香港大学招募机械工程师;而太古船坞一直是远东的一个造船基地,巅峰时期工人有6000多人,是一家大型造船厂,造出过6000吨的远洋船。
除香港大学外,还有一些理工职业学校,亦可以培养理工类人才。
香港真正缺的是——产业链的发展,没有像后世新加坡那样,政府进行规划、布局。
“拆船厂筹备得如何?”
听到林志超的发问,‘中天拆船厂’的总经理邓忠发,立即说道:“醉酒湾、将军澳的拆船基地差不多已经筹备好,可以去选购船只,然后拉回香港进行拆船了!”
林志超满意这个进度,他要求的拆船厂可不是一般的要求,而是进行了系统化的规划,尽可能的降低对环境的破坏,以及拆卸好的材料如何处置和堆放。
实际上,拆船虽然容易污染环境,但拆船业属资源环保型产业,用拆船废钢代替矿石炼钢,可减少气体污染86%、水污染76%、耗水量40%和采矿废弃物97%,被誉为“船舶再循环工业”或“无烟冶金工业”。但同时,废船含有大量多氯联苯、石棉、三丁基锡、铅、油污、涂料等有害物质,如处理不当会污染海洋、陆地和大气,威胁当地居民健康和生活环境。
香港最早形成规模的拆船产业,是二战后开始萌芽的。
二战后,香港政府忙于清理海运航道,工业家‘郑植之’敏锐地意识到,维多利亚港湾内有不少沉没的战舰和炮弹壳,正是钢铁工业很好的原料来源。他把自己四兄弟的捷和工厂扩组为有限公司,向香港政府申请承办在海上打捞拆卸战时沉没在港湾内的船只。
打捞上来的沉船是个庞然大物,香港当局颇感难以处理。郑植之独具慧眼,以贱价收买过来,将沉船拆卸。拆卸出来的零件,可用则用,可修则修,不可修又不能用的金属废料,便和向渔民收购来的炮弹壳一起重新熔铸,辗辘制成钢筋等型材出售,变废为宝。
时值香港战后恢复期,百废待兴,各地钢材需求量很大。捷和的业务迅速发展,单纯钢筋的产量便占全香港产量的三分之二。香港政府还发给他们60港元一吨的拆船费,以酬谢他们帮助政府清理港湾。
捷和两边获利,财富迅速增长。
所以说,捷和不仅是拆船厂,亦是钢铁公司;在后世,和‘钢铁大王’庞鼎元的绍荣钢铁,并列香港两家大型钢铁企业。当然,香港亦有其它一些小型钢铁厂。
“好!我会安排环球航运公司的人,和你们进行联合。由他们进行购买船只,交给你们进行拆卸。”
邓忠发明白,论购买废弃船舶的专业性,当然还是环球航运的人。
“好的,我们随时可以进行拆卸工作!”
林志超点点头,说道:“先是小规模尝试一下,后期会逐渐增加规模,你要做好管理!”
他的想法是,由环球航运的人在世界各大港口挑选船只。能用的就拉回来出售给别人,或者干脆自己投入运营;不能用的,则交给中天拆船厂进行拆除。
这样一来一口气赚了三笔钱:成立船务代理公司自己也兼做二手船生意;以‘拆除价’收购到可以运营的船只,就算价格低一点租赁出去,也是大赚特赚;不能用的船,则拆除,变废为宝。
接下来,林志超对‘中天钢铁’总经理程远雄,说道:“钢铁厂如果缺工程师,就去日本招聘,一定要保证技术水平和质量。”
不能小看香港的炼钢,前世从五十年代末,香港的钢铁还输出至日本,当然占比较大的可能是废铁。
原来,在前世的1959~1961年,世界各大港口停满了待报废的二手船,香港人的眼光和见识,在整个世界都是顶尖的,有一家从这些港口购船回来拆卸,逐渐就形成了一个大产业,巅峰时期有两百家拆船厂,聘请工人几千人。欧美听说香港的拆船业发达后,将报废的军舰、航母都纷纷开到香港,交给香港拆船厂进行拆卸。
结果就是,拆船在香港火起来也就罢了,但东南亚的商人也看到拆船业的赚钱,于是纷纷加入;这样一来,就拉高了二手船的价格,到最后已经无利可图。
所以拆船行业的发达,也就持续了两三年时间,如同昙花一现。
程远雄说道:“我明白!钢铁厂预计明年中就可以投入运营,届时一定可以成为香港最大的炼钢厂,也能冶炼出合格的钢铁。”
他本来是冶炼铜的厂长,如今被集团选中‘中天钢铁厂’的总经理,自然被寄予厚望。
长江工业集团投入某一产业时,最大的优势就是集团可以支援各类人才和管理者。
成为香港最大的钢铁厂,这是个很好的目标,说不定将来还能扩张至全球的钢铁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