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梁上凶形恶相的猫咪悄悄走了,从一根支架跳向另一根,落地,跑上楼梯。
他把枕头和被单扯到地上,找到了出发时带来的黑色布包,压扁了,半开着。菲利普倒出里面的东西,先是一堆皱巴巴的纸,身份证明,出港记录和欠条。剃刀,来历不明的木塞,十几根火柴,包在随手撕下来的报纸里,日期是他离开巴黎的那一天,1829年1月21日。另外还有一些脏兮兮的硬币,加起来还不够一法郎。菲利普坐在地上,背靠着船舱壁,呆滞地盯着自己沾满泥沙的脚。这就是他的全部财产。买不了茶叶,更别提瓷器,丢了母亲的护身符,甚至连靴子也不见了。等他回到家,会比出发的时候还穷,为了筹措做茶叶生意的钱,他甚至向一些不太可靠的人借了债,数目不算巨大,但如果只靠打鱼,十年也还不上。现在的最佳选择应该是自我流放,永远躲在澳门,但雅克会因此死去,他的弟弟,脆弱得像只还没开眼的雏鸟,没有一天不在生病。
他抓起硬币,塞进裤袋里。就在这一瞬间,从楼梯那边透进来的微弱阳光忽然消失了,一个面目不清的人堵住了出口,手里的猎枪对准了菲利普的额头。
“站着别动,小偷。放下手里的东西,那不是你的。”
他认出了这个人的声音,绕过吊床,走到舷窗旁边,好让对方看清楚自己的脸,“这些确实是我自己的东西,范德堡医生。”
缺了一只耳朵的荷兰船医放下枪,发出狗吠般的短促笑声,走下楼梯,用枪柄捅了一下菲利普的肩膀,“你还活着。”
“听起来您对自己的医术不是很有信心。”
“是对葡萄牙人没有信心。很少有人活着从他们的‘医院’里走出来,我们把人送去,让他们有个死在陆地上的机会。他们也负责处理尸体,我可不想到沙洲上去。你见过水手的坟地吗,孩子?最好不要见。”
菲利普不知道该说什么,转过身,继续收拾散落在吊床上的物件,一一把它们收回皱巴巴的布包里。范德堡医生坐上一个木箱,猎枪横放在大腿上,盯着年轻人看了一会:“你怎么没穿鞋子?”
“我也不知道,不见了。”
“那你最好在出发去西江之前买一双,黄埔这里就有鞋匠。”
“事实上,我想问问我能不能在船上过夜。”
船医侧过头,用完好的那一边耳朵对着他,“为什么?”
“只是问问。”
“我还没见过不愿意住商馆客房的人。”
菲利普迟疑了好一会,把钱和护身符的事告诉了医生。之后是长久的沉默,外面的热气灌进船舱,菲利普站在那里,感觉到汗水沿着后颈和脊骨往下淌。范德堡医生又掏出了烟斗,仔细地、富有技巧地塞好烟草,点燃,烟斗末端的火焰随着他的呼吸变亮,变暗。
“你需要和中国神父谈谈。”船医下了结论。
“哪一个?”
“就只有那么一个,孩子,就那一个。”
--------------------
注1:18-19世纪粤海关确实是这样要求外洋船的。到达广州后,外国大班递交完整的名单给粤海关,死去的水手名字旁边画一个骷髅头。
第2章弃婴
法国传教士在黄埔锚地建起的小教堂门前,有一个圆形的石墩,大约两个手掌张开那么宽,本来是下雨天拿来垫脚用的。因为地势的缘故,教堂前面总是很容易积水,十分钟的大雨就能制造一个原本不存在的泥泞鱼塘。
当地人叫这种石头“红咪石”,淡红色,易碎,神父不知道学名是什么,也无暇探究它的具体组成。这是一块没人要的便宜石头,就捡回来了。石墩中间有个浅浅的凹坑,也许曾是哪家宗祠的门柱基座,几乎所有弃婴都被放在这个凹坑里。深夜里抱着婴儿悄悄前来的父或母尚存一丝柔情,希望这些不受欢迎的婴儿能躺得舒服些。
这些凭空出现在红咪石墩上的孩子,十有八九是从花艇上来的。花艇和漂浮在珠江上的其他千百艘舢舨一样,围着外洋船做生意,别人贩卖蔬菜瓜果、鲜鱼、米酒和鸡蛋,花艇出售肉体的慰藉。经过了六个月的航行,水手和商人都需要这个。朱利安神父的孩子们,除了最小的那个,都是贸易季的遗留物。广州城的育婴堂不收华洋混血的小怪物,于是辗转送到这座摇摇欲坠的天主教远东哨站里去。
修女们手里有一份多年来拼凑而成的名单,按照首字母顺序给弃婴取名。朱利安神父抵达广州的时候,男孩轮到字母g,女孩的名字消耗得更快一些,已经来到字母。继混血的“加布里埃”之后,下一个贸易季接连来了两个女孩,看起来应该是马来商人留在花艇上的孩子,分别取名玛嘉利和玛约利,都是“珍珠”的意思,把她们算作珠江的女儿。接着又来了一个男婴,先天残疾,双腿就像扭断的小树枝,受洗后不久就夭折了,按照广州海关的规定,外夷不得玷污帝国的土地,只能送到沙洲上,和无名的外国水手葬在一起。
1808年,十月初,台风侵袭珠江口,这是自夏天以来的第四个台风,黄埔还没从上一次暴风雨里缓过气来。教堂的屋顶恐怕受不住再一次大雨,朱利安神父花了两天,敲敲打打,加固窗户和房梁。加布里埃和妹妹们原本在圣水盆旁边玩耍,过了一会儿就不见了,但神父还能听见他们的声音,应该就在门外不远处。雨已经下起来了,某个地方有块没固定好的窗板砰砰作响。神父笨拙地爬下梯子,把工具扔到地上,抓起提灯,跑到门外去找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