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称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其实这几千年的历史并不文明,相反,几乎就是统治者滥用权力为祸惨烈的罪恶史,今天,我国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了,这种状况得到了极大的遏制,可是历史的列车风驰电掣的惯性不可能一时停顿下来,历史的幽灵回光返照、改头换面的秦始皇的出现,还是不可避免,这种事为祸惨烈的事还会屡见不鲜。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宣告成功几七十年了,可人民还处在被玩弄的木偶地位。斯大林可以像宰杀牛羊那样随意宰割他们,甚至连与他一道出死入生的亲密战友,也随时可以祸从天降,顷刻身首异处。每况愈下,下面的各级领导能生杀予夺,政治运动长江后浪推前浪,人民的遭遇形同奴隶,他们任意处置全民的财产,甚至蚕食鲸吞,人民几曾有过主人翁的感觉?道德的谴责,不能遏止狮虎吃人,那么,我们究竟要怎样才能找到医治这个病态社会的灵丹妙药?”
尤瑜收回望蒙蒙雨雾的视线,紧紧盯着竹海,亟不可待地想让把藏在心中灵丹掏出来。可竹海却将锐利的目光移到窗外,似乎也在黑魆魆的雨雾中苦苦搜索这种妙药,然后似清泉流淌,缓缓地说出了深思熟虑的见解:
“其实,自有‘权力老虎’为患时,人们就在不断地寻找医治野蛮社会的丹方,希望制止这种悲剧的重演。总起来说,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宣言人人拥有自己的人生,唤醒握重权者自律,不让他们的兽性发作。这种方法,早在九百多年前苏轼就提出来了。他在《临江仙》一词中说:‘常恨此生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他首先提出人类的理想境界,每个人应该拥有此生的各种权利。试想,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拥有自己的人生,各种正当的权利不受任何侵害,人与人之间岂不一律平等,那么这个世界岂不和谐美好,公平公正?要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苏轼更进一步提出实行这理想社会的必要条件:每个社会成员必须‘忘却营营’,不蝇营狗苟,不去损害、占有别人的人生。这中间重点应该手握重权的当权者不剥夺别人应该拥有的人生。果真如此,世上没有了黄世仁,当然也就不会再有杨白劳,这世界当然太平了。这是中国的人权宣言,比法国版的《人权宣言》早七百多年。历史上执政比较久远的朝代,一般都是由于开国君主比较开明,汲取历史教训,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一时只能‘忘却营营’,对人民略施仁政,让人民暂时部分拥有此生,能安居乐业,社会得到了和谐发展。为了能让王国能递嬗万世,部分开明君主还制定了一些约束自己、约束子孙的机制,设立了在某种程度上能对皇帝起监督作用的‘起居郎’官职。汉武帝时有《禁中起居注》,魏晋以下,任命大臣任起居舍人或起居郎等官职,记录皇帝的言行,记录的史料直接交付史馆,皇帝都不能查阅,直到后日修史时才能启封。因此,似白痴的晋怀帝听蛙鸣问臣下,‘(蛙鸣)为官乎,为私乎’、闻‘天下饥馑,百姓饿死’,说‘何不食肉糜’一类的材料,被记入了《起居注》,后来修史的人才知道这种事。唐太宗时期,褚逐良任谏议大夫,知起居注,唐太宗想看看褚逐良记录的自己的言行,对谓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你兼任起居注,你所写的我可以看一看吗?’褚逐良断然回绝说:‘史官记人君的言行,一丝不漏地记录善恶,这样人君才不敢做坏事,没有听说人君自己取来观看的!’并且明确地说,皇帝有错误,他职责所在,不敢不记。这样,一些皇帝为了让国家传至万世,也怕身后招致骂名,行为就有所顾忌,行事就受到一些约束,在某种程度上能起监督作用。同时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历朝都有部分臣下爱国爱民,‘忘却营营’,竭心尽力辅佐国君。因此,中国历史上不乏明君贤吏,在一定时期,他们让官民能暂时拥有自己的人生。汉代的文景之治,唐时的贞观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莫不如此。这恐怕是中国封建社会其所以比世界各国的长的重要的原拥有因之一。相反,暴君贪官使人民处水火之中,人民无法拥有此生,一人振臂一呼,天下应者云集,帝国顷刻灭亡。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想帝位传至万万世,可才过十五载,历三世,就一朝倾覆;隋炀帝施行暴政,才七年,农民揭竿而起,又七年,他的‘好头颅’就被人砍去。面对血淋淋的触目惊心的历史,难怪唐太宗要发出‘水能载舟覆舟’的慨叹。可见部分统治者一时能‘忘却营营’、不让兽性发作的自律,在某一特定时期,也不失为一种治世的偏方。在世界上,中国封建帝制独树一帜,绵延数千年,皇帝的这一自律机制应该说起了一定的作用。可是连这种监督机制非常脆弱的治世偏方,我们也弃而不用。今天莫说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就是地方政府的第一把手,谁又敢记录他的劣迹?这样,‘(蛙鸣)为公乎,为私乎?’、‘何不食肉麋’一类的忠实材料的记录就见不到了,而‘英明伟大’的谀词,汗牛充栋,‘万岁、万万岁’颂歌,就如雷贯耳。可见单靠某些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人收敛虎爪,对人民施仁政,还是不能保证所有社会成员拥有此生的。可见如果今天各级党、各级政府,如果上级能派个官员,忠实履行类似起居注的职务,还是能到很好的监督作用的。
第六章夜茶品梦33雨暴风狂,识别阴晴勤更衣;公理婆理,分清泾渭识真理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