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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4章（第1页）

从那个时候起，潘景寅的妻子孙祥凝手捧党报，踏上了为夫正名的艰难之路。

开始，她同二女儿一起蹬着自行车到西郊机场和空军接待站，但得到的回答是维持原来状态不变。除了上国务院信访办之外，这种问题一般的主管部门是不敢问津的。她们把中南海东西南北四个门全转遍了，最后在西门受到好心人的指点，才找到位于北京南站附近的中央组织部接待站。

有关&ldo;九一三&rdo;事件的信访，不同于其他事件。凡是知道&ldo;九一三&rdo;事件的人，一提到林彪专机飞行员的死，都会很快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情。当听完申诉的内容后，信访员觉得奇怪，说这个问题不是早就落实了吗？信访办的人说的&ldo;已经落实&rdo;是指的什么呢？也许他们认为，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凭经验也早该落实了。可是，身为当事者的家属怎么能一点儿不知道？等下次再找上门的时候，回答说，这样的问题应该到原单位寻找解决办法。孙祥凝及女儿几经上访，才引起有关人员的重视。最后受到一位30多岁的男性信访员的接见，当他看完《人民日报》的复印件后，让他们回去写份文字材料，因为申诉是要通过一定程序的。在那段时间内，还有一个身穿中山装的中年男子接见了他们。

孙祥凝住在从单位借来的房子里写上诉材料，材料上交后，还是这位热心的男性信访员接待她们。就这样前后跑了十几次，男性信访员说别来了，已经把问题向领导反映过了，如果有什么问题再找你们。

经与原单位的直接联系与有效的工作，一方面，信访办让专机师先支取500元钱给家属，解燃眉之急，为潘景寅的孩子看病；另一方面，由专机师就机组四位死难者的问题，向上级部门请示处理办法。

孙祥凝与全家，经过一年多的奔波，终于在1982年年初得到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签发的《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从此，&ldo;九一三&rdo;事件中，林彪专机4名机组人员机长潘景寅、机械师李平、机械师张延奎、特设师邰起良，在蒙古国温都尔汗坠机死亡10年之后，在邓小平直接指示之下，终于有了说法。

《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内容如下：

证明书

潘景寅同志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在蒙古国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特向各位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望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而努力奋斗。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在&ldo;证明书&rdo;的背面写着潘景寅所在的部别、个人简历、出生年月及专机师和区民政局签发的抚恤金意见等。从以上&ldo;证明书&rdo;中可以看出两点：其一，另外3名死难者的&ldo;证明书&rdo;与潘景寅是一样的；其二，&ldo;证明书&rdo;中随&ldo;飞机坠毁死亡&rdo;一句是对死难者定性的核心。也就是说，机组4人的死亡性质属正常死亡，既不能像林彪等人那样属于叛徒，也没有按正常飞行事故中以身殉职那样被定为烈士。相比之下，这样的结果，总算可以告慰埋葬在异国他乡荒原上达10年之久的4位亡灵了。

西郊机场的同志问孙祥凝还有什么要求。这么多年，除了受尽了牵连折磨，几个年幼的孩子也因受牵连受到很多痛苦。要是老潘在，老大的腿没准就治好了。当时老二已被国家女篮选上，却因为老潘的问题政审没通过。老三是甲级身体，却没当成兵。潘景寅曾对孩子说，将来工作选三样：当兵、学外语、搞医。这几个愿望除老二在医院工作外，其他都没有实现。想着想着，孙祥凝的眼泪就下来了，她提出三条：第一条，大女儿是残疾，请给安排工作，减轻家庭负担；第二条，二女儿还在南口上班，能否调回城里工作；第三条，抄家时东西丢了，要折价赔偿。这几条要求西郊机场基本上答应了。孙祥凝还提出房子问题。&ldo;九一三&rdo;事件后，原来分配给老潘的住房被强行收走。当时机场没有房子，就拖下来。以后他们全家挤在医院分给女儿的两间房里。按照上面的结论，潘景寅的家属得到了500多元的抚恤金，包括搬家损失等共得到了近7000元的补偿。

潘景寅夫妇遗像

多年过去了，老潘的三个孩子都已经结婚，孩子们都很能干，也很孝顺他们的妈妈。2003年孙祥凝因病去世，孩子们托朋友到蒙古国出差的机会，特意到坠机现场捡回一些飞机残骸碎片及一些黄土，为自己的爸爸妈妈举行了合葬仪式，墓地就在姥姥家附近的山上。2004年清明，他们为父母刻碑纪念，总算了却了几十年的心愿。

也许还是根据邓小平讲话的精神，已经远在外地多年的机组5人及相当一部分受&ldo;九一三&rdo;事件牵连人员的审查结论被撤销，档案中已见不到&ldo;九一三&rdo;事件的痕迹，就像是当年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样。

第二节为机组死难者定性引发的思考

从邓小平为机组死难人员定性一事使我想到，如果没有邓小平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iddot;费尔和夫人的事情出现，或者在接见中厄尔&iddot;费尔没有向邓小平提出林彪坠机的问题，邓小平也许就没有机会就机组遇难问题谈自己的看法，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恐怕也很难主动想到连信访员开始都认为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如果真是这样，机组4人死的性质问题会怎样呢？对机组遇难者的家属来说，如此人命关天的大事却维系在国家领袖接见外国记者谈话这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之上，虽然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但也让人留下深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