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方的路程总是受到人群的干扰,当车绕过一棵大樟树踏上大弯路时,人在路上随意走的景象就少见了。我前面那位同我过去的职业一样的人打着哈欠,我能感到他还想再抽一口,但由于工作的规定,他的要求没能实现。我在他位置的时候很多都是站着,靠在车门旁的铁杆上,还有几个乘客也是站着,靠在其他人的座位上,即使那样,我也能睡着。
过了永村,下面仿佛进入了荒芜地带,与人际的一切纽带突然断裂,好像一只小甲壳虫掉入大海,沉入面无表情的山谷之中,有时在田野与山林间,有时在山谷间,有时在田野与田野间。深夜里,梦中的景色依然停留在三年前,眼前的却仿佛是虚构出来的,与我印象中的完全不同。我知道自己偏向记忆,只相信记忆。大部分山腰都是土黄色被阳光晒得发白像蹩脚的雕刻家刻出的一群严肃小丑头像路边的碎石和短小的树懒散地栖息仿佛在说我们永远也吸引不来鸟儿我们就要被尘土淹没就要被空气遗忘接下来的大弯道上的百年老树依然写着保护树木的牌子也依然钉在上面一个老汉站在那伸出手把车拦下塞着烟草的嘴巴吐出了要去白河村的那块地里干活到傍晚在乘车回来。
车没停下,笔直向前开。我向后张望,似乎在那个地方遗落了什么。我想拾起,但车没停下,我没有机会。
我记得,早晨的第一班和傍晚的最后一班总是挤满了人,我可以发誓说我一路上是踮着脚尖站过去的;然而中间的时候,特别是早晨十点到下午三点,车始终没坐满。也就是在那时候,在周六上午他们会搭上我们这班车去市里。大概在十一点左右车会停下来载上他们俩,开始时我会问他们去哪儿,之后就再也没问过了。他们只是去市里,等到下午再坐这辆车回去。我熟悉他们的时候是在夏末,随后他们一直坐满了整个秋冬季节。巧的是,每次他们上车时都有两个相邻的空位给他们,仿佛这一切事先都经过安排,只是不断地表演。她喜欢靠窗的位子,当她走上车的时候,一条乳白色的线从她的发丛中露了出来,像是脖领上的装饰,直连到她腰前的小口袋上。她像是随着说明书的指导,欣然地坐在了窗边,他跟着她,和她一起坐下。然后她递给他她的一条耳机线,有时直接塞进他的耳朵里,两人就在一起安静地听歌或悄声聊天。
回忆的意义对任何人来说都有轻重之分,但它本身是公平的。这种东西仅限于在我们安静的时候再来造访,我不了解其他人,但就我而言,我能感到它在我打开门的那一刻希望我能说一声:欢迎。我确实欢迎。
有那么一次,我以为我把车票给弄没了。当我发现的时候车正在朝村里开,而我一句话也没说,似乎不知道该怎么说该对谁说。当车到达目的地时,我告诉了司机。等车内只剩下我们俩人时,他把车门关了,不理会车下一些人焦急而迷惑的面孔。我们在车里找了四十多分钟,就差车顶和车底没找了,但一无所获。最后我们各自坐在了自己的位置上,沉默不语。我发现车还没有调头,车头对着的那条路在过两年就会被铺上水泥,车下的人在敲着窗子问我们回不回去,询问的语气愤恼而绝望。就这么开回去好了,我想着,管他呢。
我们还是载了二十多人回去,我忘了是谁先开的车门,总之他们像海中的鱼群一样涌进车来。我记得我始终盯着前方,开始意识到这个月的活白忙了。在那之前我都没有想到,仿佛那些车票是连接我思维的电线,它们没了我的思维也就断了。天依旧苍蓝,好像所有的一切都是可见可闻的,连烦恼我的一切也都可以因为惯性紧随着我,而我却无法轻易遗弃。现在想来,那并不算什么,无非是补偿一千多元钱罢了,我只是被一个简单的失误造成了我心里很不想承受的损失吓傻了而已,这似乎是给一个年轻而空乏自信的人一点现实意义上的教训,不管这小子愿不愿意接受。这之后,它又戏剧性地出现在司机的休息室的抽屉里,好像那叠票只是冬了个眠然后回来的棕熊一样,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我知道,若真找不到,司机也会主动帮我分担。他在开车回去时什么话也没说,但我能感觉到:车在路上轰轰前进、车偶尔转弯、缓缓停下和在夕阳的光芒下的那张脸庞,都在告诉我他想这么做。
那天晚上他让我到他的休息室。我走进去时,看到桌子上有一瓶刚买的的白酒和两个刚洗好的玻璃杯。他拿起那没有商标的酒瓶旋开盖子,斟满了杯子。那是我第二次喝白酒,我说不出是什么原因,当嘴一碰到杯口我就灌了进去。我还没有走几步路就感觉肚子像一个上千度的熔炉一样熔化着肠子和其他器官,蒸发的水汽一阵阵撞击着我的胸腔。我弯下身子,想吐出那些让我难受的东西,仿佛它们真的都可以吐出来,但只是酸胀气充满了我的嘴巴和鼻孔,甚至在使劲地往我的大脑里钻。我的牙床酸得似乎要脱落了,大小肠纠结在了一起,似乎想成为一个球。他递给我一杯凉水,我先漱了漱口,然后咽了一小口,我把杯子递回去的时候,浑身湿透了。
在那件事发生时,我们已经载了他们好几次了。
2(完)
阳光跟从前一样带着倦意,望着前方的世界,在幽暗而又字迹模糊的日记本上一页页照亮。一切都跟从前一样。路在改变,但或许这就是世界的发展规律:事物的发展永远是侵蚀性的,它需要时间。我们需要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