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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8章（第1页）

在沙普尔二世统治下波斯的崛起。

这位曾迁移帝国的统治中心，对他的国家的行政及宗教制度进行过如此巨大变革的君王的品性究竟如何，一直是人们注意的中心，并引起了极大的分歧。基督教徒出于强烈的感激之情，不惜使用一切描绘英雄，甚至圣徒的色彩来装点这位基督教会的解放者；而那些遭到压制的人群出于愤怒，又把君士坦丁说成是历史上最可憎恶，而且由于其懦弱和邪恶，有辱帝国尊严的暴君。类似的不同情绪在一定程度上，都一代一代一直保留下来，甚至在今天，君士坦丁的为人仍既有人作为讥讽的对象，也有人百般颂扬。只有真正不怀偏见地把他的最热忱的崇拜者也不加否认的那些缺点和他的不共戴天的仇敌也不得不承认的那些优点综合起来，我们也许才能希望对这位非同一般的历史人物勾画出一个公正的、历史的真实和热忱能以毫无愧色地接受的形象来。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从一个恰当而明晰的角度把君士坦丁的统治时期仔细地划分为几个阶段来加以观察，我们马上就会发现，要想把如此不协调的色彩混合在一起，并把如此不相容的性格特点调和起来，结果其所产生的形象很可能完全像个怪物而不像人。

君士坦丁的外形和内心在许多方面都得天独厚。他身材伟岸，相貌英俊，举止高雅；在各种男人的活动中他都表现出强大的体力和灵巧，而且他始终坚持在家庭生活中奉行清淡、节欲的原则，他从青少年时候起直至完全进入老年之后，始终保持着强有力的体魄。他非常喜欢彼此随意交谈的社交活动；尽管他有时会不顾自己高贵的身份随意对人大发脾气，但他那待人以礼的态度赢得了所有接近过他的人的心。有人曾怀疑他的友谊是否真诚；但在有些情况下他确曾表明他并非那种毫无热情，不能和人长久相处的轻薄之徒。没有受过教育的缺点并未妨碍他正确估量知识的重要性；艺术和科学因得到君士坦丁的慷慨支持还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他勤奋地处理公务，从来不知疲倦；他的十分活跃的头脑几乎不间断地一直用于阅读、写作、思考、接见外国使节、研究臣民们的疾苦和不满。即使那些指责他措施不当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确实具有博大的胸怀才使他能设想出，只有极大耐心才使他能坚决贯彻那无比艰巨的计划，而不被所受教育的偏见和群众的叫喊声所阻挠。在战场上，他成功地把自己的大无畏精神灌输给手下的士兵，并以一个完美的指挥官的才智指挥着他们；我们应该把他对国外和国内的敌人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归功于他的才能，而不是他的幸运。他热爱荣誉，并把它看作是自己的辛劳的奖赏，或甚至是原动力。自从他在约克接受王位的那一天起，似乎已成为他的主导情绪的无止境的野心，也可以说是由于他自己的危险处境、他的一些对手的为人、他意识到自己的高超的品德，以及他预见到自己的成功将能给无路可走的帝国带来和平和秩序等等原因所造成的。早在他与马克森提乌斯和李锡尼进行内战的时候，他就已经为自己的这一边赢得了人民的好感，他们很自然地把这些暴君的赤裸裸的行径和似乎可以说是君士坦丁施政基础的明智和公正进行了比较。

如果当时君士坦丁在第伯河畔，或甚至在哈德良堡的平原上倒下了，这些除了极少数例外，后人所知道的君士坦丁的为人可能不外乎此。但是，他最后一段时间的统治（根据和他同时代的一位作家的温和的甚至也不无关怀的描写），却使他丧失掉了他已经得到的无愧于后代的罗马皇帝的荣誉。在页面奥古斯都的一生中，我们看到一位共和国暴君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他的国家以及全人类的父亲。而在君士坦丁的一生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长期得到他的臣民的爱戴，并使他的敌人丧胆的英雄，为自己的幸运所毒害，或由于赫赫战功而对自己的一切行为无须掩饰，堕落成一位残暴而放荡的君主。在他统治的最后14年中他所维持的大体平静的局面只能说是表面的太平，而不能说是真正的繁荣；而进入老年的君士坦丁更被两种彼此对立但也可以调和的恶行、掠夺和慷慨所玷污。在马克森提乌斯和李锡尼宫中多年积累下的财富全被他挥霍一空；这位征服者引进的各种革新措施都得大量增加开支，他的各种建筑、他的宫廷以及他规定的庆祝活动的开销都需要立即开发大量的财源；而对人民的压榨却是能维持这君王的挥霍的唯一的资金来源。他的一些品德低下的亲信依靠他们的主子的无限的慷慨全都十分富有，更肆无忌惮地掠夺和贪污受贿。一种陷蔽的但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在政府公开的行政机构各个部门中已完全可以觉察到了，而皇帝本人尽管仍然能够得到臣民的顺从，却已渐渐失去了他们的敬爱。他在渐入晚年时刻意追求的动人的穿戴和举止，只不过使他在人们眼中更显得可鄙。充满傲气的戴克里先所显示的亚洲式的气派在君士坦丁身上却变得只见其软弱和女人气。据说他戴着当时的能工巧匠精心制作的各种颜色的假发，一顶新式的无比昂贵的皇冠；浑身珠光宝气，还戴着项圈和手镯；再加上一件绣着金碧辉煌的花朵的锦缎长袍像水波似的拖在身后。这样的装束，即使出现在年轻、愚昧的埃拉伽巴卢斯身上也会让人感到不可原谅，现在更无处去找一位年事已高的君主的智慧和一位罗马老军人的简朴了。一个由于繁荣和放纵已变得如此松弛的头脑是不可能上升到敢于对人宽恕、以多疑为可鄙的真正宽宏大量的地步的。马克西米安和李锡尼的死按他们从暴君学校所学到的政策原则看，也许可以说是死得其所；但一篇对那些有损君士坦丁晚年名声的血腥的处决，或屠杀的客观描述在一些至诚人士的心中所能勾起的联想，也只能是这样一位皇帝在自己的情绪或利益的支配下，是会毫不犹豫地牺牲掉法律所主持的公道和起码的人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