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说:&ldo;我连一个区长都不认识。&rdo;
对于这样一类的常识性陷害,整整十年,那么多朋友都沉默着。我终于明白,爸爸为什么能原谅那几个造反派头头,却无法原谅那些朋友。
朋友应该知情,知情应该发言,在那么长的时间内说几句平实的公道话并没有太大的风险,而对当事人却是救命绳索。此刻灾难过去,他们现在正合力声讨那几个造反派头目,爸爸则背过脸,为晚年选择了孤独。
那天家里只有我和祖母在,听到敲门声。迎进来的是一腔安徽口音,两位先生来为我的屈死了十年的叔叔平反。他们高度评价了叔叔,又愤怒批判了他们单位的造反派,希望祖母能够&ldo;化悲痛为力量,加入新长征&rdo;。
我看了一眼祖母,突然发现,她眼里居然涌动着恰似一个年幼女孩被夺走了手中珍宝的无限委屈。此刻,祖母已经八十四岁。
老人的嘴唇抖动着,问:&ldo;他第一、第二次自杀后救活,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rdo;
没有回答。
过了好一会儿,来人说:&ldo;老太太,这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没有经验,等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好了……&rdo;
&ldo;你们还要搞?&rdo;祖母问。
&ldo;嗯。&rdo;
&ldo;什么时候?&rdo;
&ldo;再过七八年吧,主席说过。&rdo;
听说七八年后还有文化大革命,祖母算了算我爸爸的年龄,便把目光投向了我。
我立即笑着回答她的目光:&ldo;放心吧,阿婆,我比爸爸和叔叔都要强硬。&rdo;
我知道,对于十年蒙冤的爸爸和三度割脉的叔叔,我没有资格说这句话,却想借此对这位真正强硬的尊长作一种保证。我估计她会嘲笑我。
没想到她轻轻一笑说:&ldo;这我早就看出来了。&rdo;
&ldo;凭什么?&rdo;我惊喜莫名。
&ldo;凭你一个人离开上海,在没吃没喝的荒山上住那么久。有一股狠劲。&rdo;
我笑了:&ldo;吃喝还是弄得到,山也不荒。&rdo;
就在这个期间,我接到通知,到上海大厦见一位重要人物。他叫车文仪,原是海军政治部的文化部长,&ldo;四人帮&rdo;倒台后,他随海军最高负责人苏振华接管上海,担任了上海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因此不管就他的老职务还是新职务,大家都叫他车部长。在一场涉及全市的清查运动中执掌指挥大权,他当时在上海的影响力可想而知。
我家当时住在江宁路、海防路口,到上海大厦要搭乘19路无轨电车,再走一段。
出家门见隔壁一位同龄人与我客气地打招呼,这在几个月前还不可能,因为他是工宣队员,而我们家是打倒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