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后期,在东北崛起的又一个少数民族满族,它打败明军与农民起义军,建立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清朝与元朝的情况有所不同。满族在建州旧地(即今东北地区)已有相当程度的汉化,入关之后朝廷施设均依明朝旧制。顺治帝死后,辅政大臣短时间里恢复了满族制度,康熙亲政后又朝着汉化方向前进。康熙多才多艺,有高深的天文历算知识,对儒学尤为醉心,他多次到曲阜祭奠孔子,给衍圣公以特殊荣宠。他表彰程朱理学,亲纂《性理精义》,并命人编辑《朱子全书》、《性理大全》等书,宣传三纲五常是&ldo;亿万世一定之规&rdo;,要求人们身体力行,见诸实事。他还用科举考试,博学鸿词,修明史,编类书等种种手段笼络儒生,造成强大的振兴儒学的浪潮,在这种环境中的满族,从皇室到百姓,不仅以汉语为通用语言,而且也把三纲五常当作自己的行为规范。这样满洲贵族便在学习汉族文化、儒家伦理的过程中提高了自己,从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地处边疆的少数民族学习儒家伦理并卓见成效的,南诏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南诏是公元七、八世纪时西南地区由彝、白、纳西、拉祜等族的先人所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是唐帝国的&ldo;不侵不叛之臣&rdo;,最盛时囊括今云南全部,和贵州、四川的一部分。第五代王阁罗凤,钦慕并且努力学习以儒学为代表的汉族文化。他在战争中俘虏的唐县令郑回因深通儒学,得到他的敬重,不但做了王子王孙的教师,而且做了南诏的清平官(丞相)。在郑回的影响下,南诏王异牟寻、寻梦凑等对儒家学说皆有深入的理解,且用以治国安民。异牟寻说,他的国家&ldo;人知礼乐,本唐风化&rdo;(《韦皋书》,《全唐书》九九七卷)。郑回说南诏&ldo;修文习武,官设百司,列尊序卑,位分九等,辟三教,宾四门。阴阳序而日月不愆,赏罚明而奸邪屏迹,通三才而制礼,用六府以经邦,信及豚鱼,恩沾草木。&rdo;(《南诏德化碑》,《全唐文》卷九九七)俨然是儒家的理想国。尽管有夸大的一面,但实施儒教的努力是不可否认的。南诏君臣能说出儒学味十足的话来,如&ldo;忠孝&rdo;,&ldo;至忠不可以无主,至孝不可以无家&rdo;(同上)等等。上面提到的南诏德化碑,历经千年风雨剥蚀,至今犹挺立在大理太和村‐‐原南诏王都。它不仅是西南少数民族学习儒家思想的见证,也是汉族与少数民族友好的见证。碑是南诏王阁罗凤为打败唐相杨国忠派遣的征讨大军而立的。碑文表明,南诏与唐虽然因一时的矛盾,打了大仗,但是由于思想文化的一致,终究还是要友好相处的。果然,在这次大战20多年后,阁罗凤之孙异牟寻在南诏都城迎接唐朝使节,并受封为南诏王。
有一些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在与汉族共同生活和交往过程中学习了包括儒学在内的汉族文化,他们不仅像汉族一样务农经商,而且一样地参与政治活动。以回族为例,他们元明时期从中亚来到中国,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他们之中有三宝太监郑和这样的帝王亲信与航海家,也有一批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成为政府官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回族中还出了王岱舆、刘智这样一些精通儒家思想的理论家。他们用汉语解释《古兰经》,将儒家仁义道德与本民族的伦理思想相互融通,将理学太极、天理、心性等观念与伊斯兰思想结合起来,创造出儒家文化圈中独特的伊斯兰哲学思想。
第六节中西文化的碰撞与现代新儒家
鸦片战争后,中国从封建社会转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列强船坚炮利,一次又一次打败清政府,逼它签订各种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不但大清皇帝和他的列祖列宗不管用了,孔孟之道、程朱理学也失灵了。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建设独立富强的新国家,先进的中国人以不屈不挠的毅力,向西方学习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宣传西方思想,批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观念,以便教育和唤起民众,改造旧中国。
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公元1814‐1864年),向西方学习基督教思想,宣传上帝是世界主宰,人人是上帝子女,清政府压迫人民根本违反上帝旨意。他认为孔子完全是为妖魔‐‐帝王将相说话的,&ldo;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rdo;(《太平天日》)。并且编造神话,说上帝对孔丘十分恼火,在天廷审训、鞭挞孔丘。太平天国用行政手段对付儒家思想,如烧儒书,删儒书,拆孔庙。但行政手段解决不了思想问题,传统的宗法等级观念,在天国领袖的头脑中不但没有清除,反而滋长泛滥,这是小农意识的局限性,也是导致起义失败的原因。
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代表人物康有为(公元1858‐1927年),学习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进化论思想,主张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经济上鼓励国家和私人开办实业。他批评儒家传统观念,宣传改革思想,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方法,这一切都在尊孔的旗帜下进行。他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用公羊学方法考证出孔子的微言大义全为改革政治制度而发,不过孔子是托古改制,即假托尧舜禹汤等圣王的言行提出改制的主张。康有为自己托古改制,偏说孔子托古改制,自己有民主和进化论思想,偏说孔子有这种思想,让这样的孔子站出来反对传统儒学。这种做法,正像他在戊戌变法(公元1898年)时期拥戴光绪皇帝反对满汉地主阶级顽固派一样,用心良苦,但注定要失败。
戊戌维新时期的著名思想家严复(公元1854‐1921年)与康有为不同,直接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和政治观点。他早年留学英国,对中西两方面的情况都非常了解。在甲午战争(公元1894年)时期,迫于民族灾难,他发表了《原强》、《辟韩》等一系列名篇,后来又编译了《天演论》,一面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痛加针砭,一面通过中西思想、文化、制度的对比,介绍西方新观念,批判中国旧观念。他指出西方之强,根本原因在思想、制度,而声光化电,船坚炮利仅仅是现象而已。西方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在学术上讲究科学,这都是中国的圣贤所不知道,甚至深深恐惧的。他认为,达尔文进化论的基本原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社会领域也是适用的,中国人如果不能学习西方,抛弃旧的观念、制度以图自强,就将作为劣等民族被淘汰,横遭亡国灭种的惨祸。这时的严复是反传统的,但是经历了戊戌维新失败、义和团运动,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感到西学不但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甚至在西方也造成贫富对立、争夺抢掠,直到引发世界大战,于是他的思想又回到旧传统,认为只有孔孟之道才能给世界带来福音。
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公元1866‐1925年)综合了西方多种流派的思想,提出民生史观,用人类求生存的本性说明历史的逐步演进,论证由君权时代向民权时代的过渡,由民族压迫向民族平等的过渡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以及发展经济但又避免贫富不均的民生主义的合理性,于是提出他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思想。孙中山高度赞扬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代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认为三民主义所体现的正是这种精神。他对保皇派的保皇尊孔读经的滥调予以坚决的批判,但认为中国固有道德&ldo;忠孝仁爱信义和平&rdo;仍有它的生命力,应该恢复并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