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谈自是不欢而散,舒马赫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思想和直率暴躁的性格
与阿登纳的现实沉着形成了鲜明对照,直到很久以后艾奇逊仍然认为,社会
民主党之所以在联邦德国成立之初显得越来越不得人心,完全是由于该党领
导人舒马赫的误导和偏见所至。
艾奇逊是闻所欲闻而来,见所欲见而去,他对美国政府今后的对德决策
起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巴黎会议只是确定了对德政策改变的基本精神,而具体问题则需德国与
盟国双方谈判协商解决。
11月15、17和22日,阿登纳和彼得斯贝格的高级官员们就巴黎纲要和
阿登纳11月1日致罗伯逊的公函进行了三次讨论。讨论会上,英国专员罗伯
逊提出,盟国在以下几个方面无论如何必须保持不变,希望德国方面予以合
作。这些方面是:军事生产工业、非卡特尔化措施、在赔偿和拆除方面已采
取的各项措施。
美国专员麦克洛伊告诉阿登纳:盟国给德国作出的让步要求德国方面准
备进行合作,德国政府今后的态度将影响盟国在巴黎纲要范围内让步的快
慢,以及盟国对修改占领法规的态度。
阿登纳明白,盟国进行讨论的目的虽然不是要增加德国的经济潜力,但
却意味着目前的状况不会永远固定不变,德国工业力量的恢复与提高,将取
决于盟国对实际情况和现实需要的考虑,如此一来,联邦政府对盟国的态度
十分重要。换言之,战后最初几年盟国所制订的这些规定、条约和法规‐‐
包括鲁尔法规、占领法规,都是过渡性的处理方法,关键在于其本身是否包
含继续发展的前景以及什么样的前景。如果联邦政府明白了这一点,争取将
这些限制性的法规、条款作为德国重新获得平等地位道路上的某种手段,再
根据形势发展,慢慢化解消除其中不利因素,那么联邦德国可望由此得到盟
国的支持与帮助,实现稳固和发展国家的基本目标。
想来容易做来难。首先有关加入欧洲委员会的问题,便使阿登纳政府伤
透了脑筋。
欧洲委员会组织的建立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在1947年以前,人们还不
敢考虑建立一个西欧民族联盟的问题,因为害怕这样做会引起苏联的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