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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第1页)

张之洞停止踱步,毅然坐到书案前,将已冷了的银耳羹一口吞下,决心义无反顾地为东乡冤民上疏请命。

他托腮凝思。

东乡一案的关键是属性。若属聚众抗粮闹事,则派兵镇压并无大错,失误只在杀人过多。显然,光绪元年的定案之所以对

当事人处理过轻,光绪四年的复审之所以维持原判不变,都是基于这种认识。

但事情原本不是这样。

案发的第二年春天,张之洞到绥定府考试生童,东乡县属绥定府管辖。考试中,有十多份试卷不是按题作答,而是向学台诉说东乡的冤情。张之洞确信此案一定冤情甚重,否则生童不会做出此种违规之举。出于同情,张之洞没有斥责这些生童;限于身分,他也没有将此事告诉抚台和两司。他只希望朝廷能秉公办理,早安人心。这些天,听了杨锐、何燃等人的叙说,他心里更有底了,此案不是抗粮闹事,而是对苛政的不满。

做过三年四川学政的张之洞,对蜀中官吏的苛征勒索深有了解。是的,现在就借为东乡民人伸冤叫屈的机会,向太后和皇上奏报四川赋税的实情。他提起笔,将自己所知的一切写了出来‐‐

四川的赋税与他省不同。咸丰中叶,军饷紧缺,朝中大臣议定四川于钱粮之外再加津贴。所谓津贴,即按粮摊派,正赋一两,则额外再征收一两。咸丰末年,则又议于津贴之外加收捐输。所谓捐输,也是按粮摊派。四川全省一百六十州县,除最为贫苦的二十多个州县外,其他各州各县皆派及,或一年一派,或两年三派,全是藩司决定。每县地丁五六千金的,捐输则派到万金之上,这笔银子都摊到各人头上,不能少出。而所有这些,才只是报部完饷的正款,至于州县府各级的耗羡、运费还不算在内。不仅仅这些,四川省还有许多杂派,其中杂派最多的是各种名目繁多的局,如夫马局、三费局等等,此等局员的开支皆取之于民。各种杂费加起来,农人上缴的多于正款的钱粮,多则十倍,少的也到了五六倍。更可恨者,川省官吏还规定,农人必须先完杂费再完正款,一切完清后官府才发串票。若不缴杂费,即使完清正款的也不发串票。无串票,官府可视为未完钱粮而拘捕。川省官吏的这种手段,可谓狠毒。

他省捐输,不过偶一为之,即有勒派,也只加累富室而已,而川省捐输之数,一向由藩司派定,照文征收。从前历次奏报中所说的东乡农人于正赋外每两加钱五百文,并非向富室勒捐,而是向每个人头加派;也并非为国家增收财富,而是州县府各级官府用来肥私利己。东乡乡民的愤怒正是冲着这一点而来的。

此外,东乡从同治八年以来,六七年间向乡民征收数万银子,而县衙门从未有一纸清账向乡民公布。乡民要求公布账目清单,这也是合理的举动,不为过分。东乡乡民愤恨加赋,请求清账,这两件事合起来,被县令孙定扬诬告为聚众抗粮闹事,派兵镇压,造成了大血案。

张之洞写完这段话后,放下笔来,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这口气已经憋了很多年了。

在四川做学政期间,眼看川民为官府的敲诈勒索而怨声载道时,他就憋了一肚子气,回京师几年来这口气也一直没有机会吐出。现在借东乡之案上此奏章,既为东乡的翻案找到了依据,又为川民说了话,出了这股多年闷气。自己的俸禄,名为朝廷发给,而朝廷并不种田织布,还不都是百姓的血汗?因此当官要为民作主,乃天经地义。身为言官,为民请命,正是本职所在。今天的这份奏章,才是名副其实的言官之折。想到这里,张之洞颇为兴奋起来。

&ldo;懿娴!&rdo;他突然高声叫起夫人的芳名来。

王夫人正在东厢房里与春兰逗女儿玩,猛听得丈夫呼她的闺名,甚是惊奇,春兰也感到意外。通常,张之洞都不叫夫人的名字,当着夫人的面说话时从不称呼,对下人说话则用&ldo;夫人&rdo;二字代替。出了什么事吗?王夫人忙不迭地跑出东厢房,春兰牵着小姐跟在后面。

&ldo;怎么啦,四爷!&rdo;

还未踏进门槛,王夫人便气喘吁吁地问。踏进门后,却见丈夫满脸得色地站在书案边。

&ldo;你吩咐春兰,今天中午包饺子吃!&rdo;

&ldo;有什么喜事了?&rdo;见丈夫高兴,王夫人也高兴地笑起来。

这几天,张之洞为东乡的事愁眉苦脸,茶饭不思。王夫人看在眼里,疼在心头,但他知道丈夫的脾性,不敢多问。张之洞虽然生长在贵州,但家里一直保持着北方人的生活习惯,经常吃面食,逢年过节,或来了北方籍的客人,则包饺子以示郑重。张之洞继承这个家风,遇到喜庆,则安排家里包饺子。王夫人和大根、春兰都是北方人,一听包饺子,更是满心欢喜。

张之洞对夫人说:&ldo;我张某人做了三年四月学政,总觉得欠了蜀中父老一笔很大的情,今天总算还了一点,故先来个自我庆贺。&rdo;

看着丈夫脸上绽开发自内心的笑容,王夫人甚是快慰。她忙叫大根上街去割肉买韭菜,然后带着春兰亲自下厨张罗。

张之洞继续构思他的奏章。

东乡乡民不是无理取闹,而遭到如此惨毒的杀害,这就是冤案。冤案不雪,民心不服。民心、民心,张之洞想到这里,心情陡然沉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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