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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7章（第1页）

极端守旧派对办洋务的讥讽，有些话是说得很尖锐而符合事实的。例如刘锡鸿于光绪元年（1875年）致书李鸿章，申述洋务派的练兵、理财、造船、制器均无实效，他说：&ot;迩来帑藏竭于上，民财殚于下，惟各省局卡官吏顿成豪富者甚多，则诸所作为无益实用可想。将来恃以御敌，决必大误机宜，尔时图官得官，图利得利者多饱飏去矣。&ot;1但他当然不愿意承认，这是腐朽的封建政治下的必然现象。

极端守旧派认为洋务派是&ldo;用夷变夏&rdo;。他们当中有人骂李鸿章、丁日昌是&ldo;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rdo;2。又有人指斥李鸿章是&ldo;竭中国之国帑、民财而尽输之洋人&rdo;3。这种攻击，固然为许多顽固地企图一切照旧保持封建秩序的地主官僚赞赏，一切痛恨投降主义的人士听了也感到言之成埋。但是投降主义并不是从修铁路、造轮船而来的，而是腐朽的封建主义的派生物。极端守旧派虽然用这点攻击洋务派，其实他们自己也是投降主义者。例如上面提到过的刘锡鸿，在他致李鸿章反对洋务的信中说：&ldo;今西夷远隔重洋，势不能跨越数万里并有华夏&rdo;，所以他以为&ldo;西洋之事当以和为主&rdo;，&ldo;平日接待洋人亦宜以诚以信，袒怀相示&rdo;4。这个反对洋枪、洋炮、洋船的人竟不反对用洋税务司，甚至主张&ldo;仿税务司而推广之，各省似不妨增设洋务司正副两员，以洋人之有才而能习正音（意谓能说中国话‐‐引者）者充当&rdo;。他以为，一切中外交涉，交给这些担任&ldo;洋务司&rdo;的外国人去处理，这样，&ldo;中国贵官&rdo;就不必亲自去接待洋人，以至失去体统1。他所要求的只是保留封建主义的&ldo;体统&rdo;，当然不可能在实质上反对投降主义。

极端守旧派还抓往了洋务派的唯武器论这个弱点，例如刘锡鸿说：&ldo;军民之心皆涣，虽有轮船火器，畴则驾而用之？&rdo;&ldo;士卒同仇，则制挺可挞坚甲利兵；士卒逃散，则干将莫邪亦成废铁，在人不在器也&rdo;2。这些话固然好象很有道理，但是他们想用这个道理来证明，中国不应该使用新式枪炮，在中国的土地上不应该出现铁路、轮船、机器、电报等新事物，当然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我们必须检查他们用什么东西来反对洋务派的唯武器论。

通政使于凌辰说：&ldo;官畏夷，民不畏夷，夷人敢与官争，不敢与民抗，其畏我人心，更甚于我之畏彼利器&rdo;3大理寺少卿王家壁说：&ldo;敌所畏者中国之民心，我所恃者亦在此民心&rdo;4。他们用&ldo;人心&rdo;和&ldo;民心&rdo;同洋务派所推崇的后膛枪和铁甲船对立起来，以为只要牢牢地保持&ldo;中国数千年礼义廉耻之维&rdo;，就能得&ldo;人心&rdo;5，装成好像是由总结鸦片战争以来的经验而得出了重视人民的力量的结论。但是他们从维护反动的封建礼教的立场出发，决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所以他们的结论是&ldo;仁义忠信可通令人习之，机巧军械万不可多令人习之也&rdo;1。他们从反动的立场出发推崇鸦片战争时的三元里的斗争，并赞扬当时的人民群众的反教会斗争。他们想用在萌芽状态中的中国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外国侵略的斗争，来证明封建旧制度、旧思想似乎能够代表和动员人民的力量。官至四川按察使的方濬颐在所著《二知轩文存》（光绪四年刊）中大谈&ldo;民为邦本&rdo;，并且用&ldo;三元里之战&rdo;等的经验来证明中国不需要&ldo;泰西机器&rdo;。他说：&ldo;彼之人（指资本主义外国‐‐引者）无礼乐教化，无典章文物，而沾沾焉惟利是视，好勇斗狠，恃其心思技巧，以此为富强之计，而我内地奸民遂与之勾结煽惑，陈书当道，几几乎欲用夷变夏。夫岂知中国三千年以来，帝王代嬗，治乱循环，惟以德服人者始能混一区宇，奠安黎庶。……而所谓天锡勇智，表正万邦者，要不在区区器械机巧之末也。曰有本在。本何在？在民。&rdo;2极端守旧派的这种议论充分表明封建传统思想所说的&ldo;民为邦本&rdo;一类口号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在中国封建制度濒于没落，中国社会面临巨大震荡和变化的时候，他们仍想把中国人民束缚在封建传统中，抗拒任何一点新的变化和进步。他们是用比洋务派更加落后的观点来反对洋务派。

（六）洋务问题上的又一种分歧

在洋务问题上还有另一种分歧，这种分歧开始时虽然还没有表现为明显的对立，然而是很值得注意的。

光绪元年（1875年）福建按察使郭嵩焘在《条议海防事宜》中说：&ot;窃谓造船、制器，当师洋人之所利以利民，其法在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近天津招商局（指李鸿章主办的轮船招商局--引者）亦略得此意，然其法在招致商人，而商人与官积不相信，多怀疑不敢应，固不如使商人自制之情得而理顺也&ot;。又说：&ot;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ot;1郭嵩焘也是个热心提倡洋务的官僚，在许多问题上同李鸿章是一致的，但他的这一番话却同李鸿章多少有点不同。他不认为&ot;泰西各国，一切政事皆无足取法&ot;，而以为它们富强的根本在于&ot;朝廷政教&ot;；只是因为现在还不能一下子从根本上学它，所以只好先从造船制器学起。他认为必须像西方那样&ot;通商贾之气&ot;，让商人自由地经营造船、制器等业，而不大赞成官督商办的招商局的那种做法。他还以为&ot;竭中国之力，造一铁甲船及各兵船布置海口&ot;，是谈不到&ot;操中国之胜算而杜海外之觊觎&ot;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