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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2章（第1页）

济南绅商学各界人士，11月5日在谘议局开会，讨论&ot;预备独立&ot;。山东虽然有些同盟会员在活动，但并没有形成有组织的势力。他们也有人参加谘议局的这次会议。会议的决定是请求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孙宝琦向北京政府报告说：&ot;闻谘议局集会时，激烈党已形暴动，昌言即日宣布独立。经和平党劝解，改为劝告政府，以冀转圜。&ot;1所谓&ot;和平党&ot;就是指上层的立宪派绅士。孙宝琦决定接受&ot;和平党&ot;的请求，11月13日宣布：&ot;山东全省人民，自今对于清朝，断绝一切之关系&ot;，&ot;以山东全省加入中华民国军政府&ot;2。他在同一天电告北京朝廷诉述他的苦衷：他已被推为&ot;总统&ot;，&ot;坚辞不获，且恐别滋事端，权宜俯允，冀保一时治安。世受国恩，形同叛逆，万死奚辞，惟有静候朝廷处置&ot;3。袁世凯当时已控制北京政权，正竭力保持他在北京的势力，所以除了直隶、河南二省仍在他直接控制之下以外，又出兵山西占领太原，对于山东的即使形式上的独立也是不甘心的。他派了官员去协助孙宝琦，11月24日，孙宝琦宣布取消独立。因此，山东又回到了清朝的旗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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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二编，页21。

2《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页49。

3同上书，页63。

1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二编，页185。

1《孙宝琦九月十六日致清内阁电》。见《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一期，页125。

2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二编，页231。

3《孙宝琦九月二十三日致清内阁电》。《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一期，页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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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ldo;不准革命&rdo;

广大的贫苦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群众在辛亥革命中是重要的角色。他们的革命力量虽然没有能充分发挥出来，但如果不存在这种力量，各省的&ldo;光复&rdo;不会这样迅速地实现。同时，因为这种力量并没有能充分发挥出来，所以各省在宣布共和胜利声中，革命的果实都落到善于随机应变的旧势力的手中。

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散布的革命思想，他们所发起的革命斗争，不能不在社会最基层的被压迫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革命动乱的时间越是延长，在广大基层群众中郁积着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积极性就会愈加迸发出来，以至完全搞乱现存的社会秩序，这是各地方的地主绅商所最害怕的。许多地方的起义的枪声一响，甚至起义的枪声还没有打响，原来的君主立宪派绅士们就表示赞成革命，地主阶级、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和清朝的军政官员也摇身一变主张民主共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懂得，为了制止下层群众的真刀真枪的革命，不这样做是不行的。鲁迅在以辛亥革命为背景而写的《阿q正传》这部小说中，特别写了&ot;不准革命&ot;一章，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真实。赵太爷、赵秀才、假洋鬼子等等，都不准下层群众革命，并为此迅速地设法弄了一个表示革命的&ot;银桃子&ot;挂在自己身上。

为了发动革命斗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需要从下层群众中找力量，但是在他们感到已经取得胜利的时候，就不再理会这种力量，甚至也加入了不准下层群众革命的行列。

从河南省的情形可以看到，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下层群众的革命热情，但并不能深入地、持久地进行组织和动员的工作。

开封、洛阳等地的知识界中有不少同盟会会员，他们主要通过办学校来传播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在武昌起义后，他们也曾想依托新军军官的力量举行起义，但没有成功。当时的一个同盟会会员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河南的同盟会组织在辛亥年前本已在新军中建立了一些联系，但是在袁世凯重揽大权后，&ldo;倾向革命的带兵官多踌躇不前&rdo;，这是因为他们以为袁世凯当权就是汉族人当权，而且&ldo;袁世凯又是河南人，在军政界中不免沾亲带故，封建观念也就从中作祟&rdo;的原故。由于新军军官们不愿参加起义，同盟会组织&ldo;不得不转而依靠绿林力量和地主武装&rdo;1。

11月下旬，同盟会河南组织计划发动一次进攻洛阳的行动，主要想依靠在嵩县的羊山占山为王的绿林的力量，他们为首的叫王天纵。嵩县的一个小学堂堂长石言是同盟会会员，他在豫西绿林中颇有声望，经过他的关系，同盟会组织派了在河南府中学堂当教员的刘春仁上羊山。刘春仁向王天纵和他的弟兄们宣说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武昌起义的情形，以及这次攻取洛阳的计划。和刘春仁一起上羊山的吴沧洲回忆说：&ot;听了刘的讲话。他们都欢天喜地谈开了。有人说：&39;先杀洛阳知府，再杀河南巡抚，赶走北京皇帝，孙文坐了天下，我们都要当官，没有人敢说我们是土匪啦！&39;有人说：&39;六哥（指王天纵）当了都督，我们就可以出头啦！&39;&ot;2他们从这种认识出发，同意和同盟会合作进攻洛阳。由于清朝官方已经增兵防范，这次军事行动没有发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