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成台独分子,大概也是心同此理。我出狱后,他弟弟魏廷昱来看我,我说:“我被你哥哥
和谢聪敏咬成台独分子,坐在冤狱里,心想这两个台湾人是最坏的台湾人;现在我阅台湾人
已多,发现他们两个是最好的台湾人啦!”台湾人的每下愈况,又可知矣!
我在坐牢时代,认识了我最难忘的一个“匪谍”——黄中国。黄中国是个怪名字,我戏
称他叫chahuang,并开玩笑说:“‘黄’字在中文里动词用法是把事情给弄砸了,你这
黄中国,是把中国给弄砸了,凭你这名字,你就该坐牢!”我第一次见到他在军法处第二
房,隔壁一位大学生闹绝食,我听到走廊上一个山东口音的人在骂他,说:“年纪轻轻的,
就找死啊!就要饿死自己啊!你笨蛋!”我从墙上窥视孔看过去,看到的就是黄中国。黄中
国五十多岁,是一个好大的胖子,肚皮之大,全看守所我看到的人中,允称第一。他皮肤粗
糙、面目黧黑、傻不鸡鸡的。他那时新任外役,每天替我们押房中的送饭送水。送水是用塑
料水桶,每房一个,他用一根粗麻绳,在饭后把水桶一个个串起来带走。串水桶的时候。空
桶相碰,通通作响,我们就知道是他来了。坐牢的人听觉都非常敏锐,敏锐到可以听出牢门
一开,开的是第几号房或大概第几号房。这种生存能力的离奇,没坐过牢的人是难以想象
的。黄中国原住第九房,和李政一同房,他因为案子很小,又没有共犯,就被调出来做外
役。外役是囚犯们最羡慕的工作,因为他们住的牢房房门白天不锁,他们可以在走廊或院里
走动、可以抽烟、可以看到家属送菜时包菜的有油的报纸、可以趁班长不在时同别人偷着讲
话……人一做到外役,大家就知道他案子不大、案情也简单,黄中国自然也如此。
我在第二房从二月住到七月,在袁耀权被判无期调走后,就一人独居。七月里修房子,
我改调十一房,十一房是大房,“容积率”五人,但我亲眼见过关到十一人,我不知道他们
是怎么睡的。我住入十一房后,改关三人,另二人是第三房的李国龙(辅仁大学学生)和高
时运(高山族县议员,我开玩笑,说他的名字读起来像“狗屎运”)。李国龙是我的小兄弟
兼崇拜者,高时运与世无争(至少与平地人无争),由我做龙头老大,三人相依为命,倒也
痛快。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四日下午,忽然外面哭声大作,远远地听到一个人连哭带喊,渐渐
过来,中间还夹着脚镣拖地之声。不料到了我们房门口,忽然房门大开,一个大汉,满面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