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
「下来收件,」我说,「那表示上面有人在值班?」
「不知道。就等吧。」
「要等多久呢?」
「不知道。」
二十分钟以后,下来了一个小姑娘,来「收件」。
下午四点,准时回到大楼,还得等。极宽阔空荡的大厅,没有一张椅子。送来稿费救急的朋友问警卫,楼上有位子,可以上去坐吧?警卫懒得理,摇手表示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我走过去把警卫的椅子搬过来,有点生气地对他说,「那麻烦您去搬几张椅子过来让我们坐着等。」
他奇怪地看看我,我泄气地坐下。我干嘛为难他?他不会知道,政府部门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大厅里理所当然应该有椅子给市民坐。没有椅子,他应该觉得抱歉。他的工资,都是市民缴的税所发的。可是,如果他的长官们,还有长官的长官们,还有长官的长官的长官们,都没有这种意识,你要求他什么呢?
四点二十分,有人出现了,拿着一本新的台胞证。「要收费,七十元。」
朋友从口袋里掏出钱,她说,「不行啊,我不能收钱。得负责收钱的人来开收据收钱。」
「那──收钱的人在哪里啊?」
「要找找啊……」
我真想一把抢下她手里的证件就跑。
5
有了台胞证,可以离开大陆,但是不代表可以进入香港。
上了从广州开往九龙的直通车。到了关卡,直接找香港海关的官员,解释了状况。他将我带进一个办公室,指着一张椅子,说,「请坐。」
这是星期天晚上八点半。另外几个显然也是入境手续有问题的人,正坐在一张长凳上等候,其中一个是非洲喀麦隆人,穿着拖鞋,露出所有的趾头。
六个制服齐整的边境官员正在忙碌。他们工作的神情专注,和同僚说话时,又显得轻松愉快。一个女性官员甚至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时,用的是小女生跳格子的轻俏脚步。
不耐久坐,我不时站起来走动。麻烦的是,埋头公文的公务员一抬头,只要看见我站着,就会指着椅子,说,「你请坐啊。」
填表格,按指模,签名。在九点半,我以一个准许我逗留七天的临时入境许可进入香港。
第二天,第一站到了台北驻香港的代表处,它的名字带着历史的荒谬性:中华旅行社。在台北申请护照,只要二十四小时,在香港,因为邮件的来往,最长需要二十天。台北办事处的官员热情而迅速,但是,我恐怕享受了人们因为熟悉我而给予我的特别的信任;我不需要证明我是真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