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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6章 巴黎公社1（第1页）

那么对于公社一词则来源于欧洲的中世纪时期，当时一些城市中的商人和市民为了反对城市领主的压迫而自动联合起来，结成自治团体，建立自卫军武装反抗封建领主对城市的控制，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种争取自治权利的城市就称为公社。公社仍承认封建主的某些权利，继续按规定缴纳赋税，承担劳役，各封建主也不得不承认公社的自治权。也就是相当于幕府时期的日本武士和大名一样。

而也可以相对的介绍一下这个时候为什么巴黎公社要起来的背景。欧洲霸权发动了普法战争，结果法军惨败。9月2日，被围困在色当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下令投降，法兰西第二帝国也就随着皇帝的投降而崩溃。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由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奥尔良派分子组成的新政府，称为国防政府。当时普军侵占了法国13以上的领土，10万普军直逼巴黎。当然这个欧洲霸权是谁可能大家都知道了，它就是德意志第二帝国也可以称它为德意志帝国。

普鲁士并不满足于皇帝的投降，继续大举进攻法国。9月19日，普军包围巴黎。多年来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再加上当前的食物短缺，军队失败，还有普鲁士军队的不断炮轰终于大大激化了社会各界的不满情绪。巴黎市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一直以来都希望能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一个比较明确的要求是巴黎应该自治，拥有自己的经选举产生的议会，享有与其他法国小城镇同样的权利，而这一要求一直被政府出于对不法平民的担心而拒绝。一个与此相联系的但不那么明确的愿望是谋求以一种更加公平的甚至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管理国家经济，这些要求汇总起来变成了一句口号：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

1月，围城四个月后，执政的国防政府谋求与新宣告成立的德意志帝国签订停火协定。德国人要求在和平协定里加入一条要让德国军队以凯旋仪式进入巴黎。尽管被围困多日，但许多巴黎市民还是非常愤慨并坚决反对普鲁士人以任何仪式宣布对他们的城市的占领。这个时候也就像极了当初我们被英吉利国入侵之时，我们还是依靠着广大的三元里军民反抗才得以保住了广州城，所以我们应该可以理解为什么巴黎市民会爆发起义了，他们也不过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乡和国家而已。

当时有30万巴黎市民是一个被称作“国民自卫军”的市民部队的武装成员，这一部队已极度扩张以协助保卫城市。自卫军选举了他们自己的官员，都是来自工人阶级，包括激进分子和主张社会主义的领导者。

他们进一步组建了一个自卫军的中央委员会，包括爱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共同保卫巴黎，击败德国人的进攻，并且保卫共和政体，防止帝制复辟，在2月举行的一个支持帝制的多数党的选举以组建新的国民大会。

巴黎人民在失败面前无所畏惧，并已准备好在德军进城后引发的武装冲突中与敌人血战到底。因此，在德军进入巴黎之前，依靠普通工人的协助，国民自卫军已经设法把一大批大炮（他们认为那是属于他们的资产，因为购买这些大炮的资金有一部分是来自国家发行的公债）搬离了德军必经之路，把它们保存在一些相对安全的地方。其中一个主要的大炮公园就在蒙马特高地。

阿道夫·梯也尔，新成立的临时政府的首脑，意识到在这种不稳定形势下，中央委员会形成了另一个政治和军事权力的中心。另外，他还担心工人们会用国民自卫军的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激怒德国人。国防政府害怕工人武装甚于害怕普鲁士军队。它在镇压了巴黎人民的两次武装起义后，同普鲁士签订了停战协定。上述的那个人就是法兰西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一个总统，但不过可能是临时的。

随后就是巴黎公社成立的过程，德军进入巴黎之后，过了很短时间便马上撤离了。但巴黎的高度政治狂热还在继续。政府都已离开巴黎去了凡尔赛一个在德军保护之下的避风港。结果在他们回去之前的那段时间，法国首都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

由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采取了一种更加激进的姿态，权威也稳定地增长，政府感到不能无限期地允许它自由支配那400多门大炮。于是，作为第一步，在3月18日，梯也尔命令正规军去夺取存放在蒙马特高地及全城其他地方的大炮。当日凌晨，梯也尔政府军占领了蒙马特高地的国民自卫军停炮场，并抢走了全部大炮。附近的国民自卫军及居民包括许多妇女、儿童拥上蒙马特高地，同政府军士兵发生冲突，并将其击溃。士气低落的士兵们不但没有执行梯也尔的命令，反而与国民自卫军和当地居民亲如兄弟。蒙马特的将军，claudemartinLete，被人从马上拉了下来，后来有人作证说他曾命令士兵们向国民自卫军和市民人群开枪，于是被枪毙，同时被处决的还有从附近抓来的一名共和国老兵thomas将军，由于他曾担任过国民自卫军的前任指挥官而为人所痛恨。

随后，巴黎市区内的武装起义迅速展开，并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指挥下同政府军展开巷战。战斗至夜间，国民自卫军占领市政厅并掌握巴黎全城。其他很多部队也参加了叛乱，叛乱迅速扩大，政府首脑梯也尔向所有还服从命令的正规军，警察以及各级行政人员和专家们下达了立即撤退令。他自己抢在别人前面先逃到了凡尔赛。梯也尔吹嘘他已经考虑这一策略（从巴黎撤退以粉碎后面的人民）很长时间了，是他在反思三次欧洲工人革命时得出的经验，但很有可能这只是他在惊慌失措中所做的决定。没有证据表明政府曾经预见到或者为开始的危机做过任何计划。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当时是巴黎唯一有效的政府：它组织了于3月26日举行的公社选举。

公社的92名成员（确切地说是公社议会）很高比例是技术工人和一些专家（比如医生和记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政治活跃分子，派别从共和派改良主义者，到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者，甚至还有希望恢复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专政的雅各宾派。社会主义革命布朗基组织的前任领导布朗基被选为议会主席，但他本人并未就任，因为他已经于3月17日被捕，整个巴黎公社活动期间他都被关在一个秘密监狱。公社一开始试图用巴黎大主教来换他出狱，后来又用他们拘留的74名人质交换，但均被阿道夫·梯也尔断然拒绝。巴黎公社于3月28日宣布成立，但各区经常在围城中与公社脱离联系。

那么他们的政治体制作者也稍微做一个介绍，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在政权体制上，取消资产阶级议会制，使公社成为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构，实行以普遍选举制为基础的人民代议制度。对国家公职人员实行了低薪制原则。公社在《废除国家机关高薪法令》中指出：各国家机关的高级职务由于支给高薪，是被当作肥缺来钻营和授予的，鉴于在真正的民主共和国里，既不应有乾俸，也不应有高薪。其实这种制度是值得和可以在我们的国内推行的，但是政治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要慢慢的改革，但我应该可以保证在戊戌变法以后，国家将会把地方官员的权利进一步的扩大。

他们还立下了诸多法案供后世观摩和敬仰，公社在它短暂的生命期内采用了从前被废弃的共和历，并采用象征社会主义的红旗以及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装饰有红边的三色旗作为自己的象征标志，恢复了在第二帝国时期被禁唱的《马赛曲》为国歌。1848年，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期间，激进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曾经用红旗以及装饰有红色绶带的三色旗来作为自己的标识，以区别于政治立场中立的共和分子，正如这些中立的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吉伦特派在1789年革命期间所做的那样。后来《马赛曲》真的成为了法兰西国家的正式国歌。

尽管内部有许多不同，议会还是在管理一个两百万人的城市的基本公共事务方面做得不错；它也能够在一些政策上达成一致，这些政策的内容倾向于建立一个进步的，长期的以及高度民主的社会民主主义，而并不仅仅是一场社会革命。由于时间短暂（公社只存在了72天），只有一部分法令真正得到了实行。它们包括：“政教分离、妇女选举权、免除在围城期间所欠的房租（在此期间支付实际已经被中止）废除数以百计的巴黎面包店的夜班，向在服务期间死亡的国民自卫军的未婚伴侣以及子女发放抚恤金，由城市当铺免费发还所有在围城期间被抵押的工人的工具，以及最高价值20法郎的生活用品，他们担心技术工人在战争期间被迫典当了他们的工具。

还有推迟商业债务的偿还，废除借款利息由工人接管并运营被原主人放弃的企业，将来他们可以得到补偿废除官员的高薪制，规定公社委员最高（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年薪不超过6000法郎。

政教分离法令将所有的教堂财产变为公共财产，并且把宗教教育从学校去除；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一直等到1880至1881年费里法案（JulesFerrylaws）和1905年法国法律才重新实行这一法律，它们确立了法国的政教分离原则。公社允许教堂继续从事宗教活动，但条件是他们必须在夜间向公众政治会议开放教堂。与街道和咖啡店一起，教堂成为公社另一个主要的共同分享的政治中心——情境主义运动在它的建筑主张中不会忘记这一表述。其他计划中的立法还包括教育改革，它使将来的教育和技术培训向所有人免费开放。

其实他们的这些法案早在前几年之前我就已经开始实行了，但是只不过是皮毛上的改革罢了，要论真正的全方位立体化的改革还得看法国的巴黎公社。一些妇女组织了女权运动，继续了1789年和欧洲工人起义的政治主张。这样，纳塔莉·佩琳·勒梅尔（NathanieLemel），一个社会主义的装订工人，一个年轻的俄罗斯被放逐者和卡尔·马克思的伙伴于4月11日创建了“保卫巴黎和护理伤员妇女联盟”。鉴于相信她们针对男权制的斗争只能在一场全球的针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之中实现，联盟要求性别平等，工资平等，妇女的主动离婚权，世俗指导（非牧师的）权和女孩的专业教育权。她们还要求抑制合法妻子与情妇间的区别，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之间的区别，废除妓女——她们实现了关闭“maisonsdetolérance”（合法的官方妓院）。妇女联盟还参与了几个市政委员会以及组织了合作工厂。着名人物如路易斯·米歇尔，“蒙马特尔高地的红色处女”参加了国民自卫队，后来被送到新喀里多尼亚，象征着数量很少的妇女在起义事件中的积极参与。国民自卫队的一个妇女营在镇压期间保卫了placeblanche。

公社领导们的工作负担都非常之大。人们期望议会成员们（他们不是“代表”，而是委任的，理论上来说，随时可以被选举人取消资格）像提出那些立法的法令一样提出一系列行政的和军事的法令。大量围城期间在各街区为满足社区需要（小卖部，急救站）而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组织继续兴旺并与公社紧密合作。

同时，这些地方议会通常也在当地工人的领导之下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不管公社议会的正式改革，作为一个整体公社的这些成员们是更加激进的革命者。革命倾向表现为蒲鲁东主义——一种偏中间的无政府主义的早期形式——成分混杂了国际社会主义、布朗基主义，以及更多的自由主义共和派。巴黎公社一直被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歌颂，部分原因也是这种政治趋向的多样性，高度的工人控制和不同革命派别之间的紧密合作。

对于经济方面也是值得我们国家在现在的制度上可以仿照和尊重的，巴黎公社在经济方面的措施，主要有：“对资本主义企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和剥夺。公社设立专门机构对铁路运输和军事工业的生产实行国家的监督，颁布法令将逃亡资本家的企业交给工人合作社经营，拟订了建立工人合作总社的计划。对于厂主没有逃离的企业，由公社派人进行监督。此外，还取消了教会的经济特权，宣布废除国家用于宗教事务的一切开支，没收教会财产归国家所有。”

对国家机关做了重大的改革。公社专门成立了管理经济工作的最高权力机构——粮食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和劳动、就业及交换委员会。同时，对国家机关的公职人员实行了新的工资制度，取消了高级官员的高薪俸和额外津贴，并提高了低收入者的工资额。

对工人群众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尽可能加以改善。相继颁布法令提高工人工资，宣布工资必须全部交给工人，不许企业借故克扣和无理罚款，已扣、罚的必须如数退回。为了消灭失业和免除中间剥削，取缔了帝国警察局设立的“职业介绍所”，成立劳动就业登记处。在改善工人劳动条件方面，公社颁布了禁止面包坊工人加夜班的法令，提出了劳动者八小时工作制的原则。他们为了广大的劳动人民提出了八小时工作制度，连我都还没全国大规模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度，所以我决定等到打完以后我立刻修改圣旨，去改八小时工作制度。

对城市贫民和其他城乡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充分予以照顾，尽量解决其实际困难。公社取消了私人开设的借贷处，禁止高利贷者进行重利盘剥。一般债务都采取延期3年、分期偿付的办法，并且不计利息。还下令禁止当铺出卖过期的典押品，并将价值20法郎以下的小额抵押品归还给原主。公社废除了自10月到次年年6月的全部房租，如果已经缴付则作为将来应付的租金。对于逃亡房产主的房屋，没收后分给无房少房的人居住。公社还制订了抚恤伤亡的公社社员和军人家属的条例，设立了救济贫民的机构并拨出专门款项发放给穷人。为了保证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公社采取了各种措施，包括对面包实行限价销售等。此外，公社对农民的切身利益也十分关切，明确宣布了“把土地交给农民”的主张，并且提出要免除农民的战争负担。

巴黎公社的上述经济措施，对于广大无产者和劳动人民是极为有利的。当然，由于公社存在的时间很短，这些措施实行的时间也不长，不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中有一些措施，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实行。但是，它们的意义是重大而又深远的。另外，也应该看到，巴黎公社的经济政策还是有不少欠缺和失误，其中最为严重的错误在于没有对法兰西银行加以没收，这样不但不能解决公社自身的财政困难，反而让凡尔赛政府获得了巨大的财力支持，用来对公社进行反扑，从而导致了公社的失败。但是有些方面还是不能有模有样的找搬过来，那还还有点风险的。

而在教育方面，公社成立后，即采取了使劳动人民彻底获得解放的重大政治措施，改革国民教育即其中之一。3月29日公社成立相当于政府部一级的教育委员会，着手改革教育。委员会起草了关于免费普及世俗教育的法律草案4月20日教育委员会进行机构调整调整后的委员会由第一国际成员工程师医生——瓦扬主持工作由于公社存在的时间较短，没有来得及发布一个正式阐明它的教育方针的纲领性文件，但公社委员会在接见群众性组织新教育社的代表们时，就新教育社提出的学校与教会分离，按照科学的原则办教育和实施免费义务教育等主张，明确表示公社完全赞同本着这种精神对国民教育进行根本改革。

教会势力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的重要支柱，是奴役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当时，法国的学校均操纵在天主教会手中，充满着浓厚的宗教气息。公社于4月2日发布教会与国家分离的命令，逐步接管学校，使教育世俗化。这一措施遭到教士们的坚决反对。他们拒不交出学校，后在武力威胁下，才离开学校。接着，公社清除了学校中的宗教崇拜物品。规定学校用“自由，平等，博爱，正义，共和国”等口号代替一切宗教性的题词，取消教义问答课和赞美诗课，用世俗教师代替教士教师。巴黎公社力图普及免费义务教育，使教育成为每个儿童都能够享受到的权利，这成为家长、监护人及社会的义务，并强调教育事业应该由国家来办理。

公社希望对下一代进行“科学的完整的教育”和“职业教育”。科学的完整的教育就是向下一代教授人人所必需的知识，使他们成为“能够发挥自己的一切才能，不仅能用手工作而且能用脑思考”的完人。职业教育就是使年轻人具有一种用以谋生的好手艺，把他们理性地引导到劳动的道路上去。为此目的，巴黎公社号召凡愿意传艺的、年龄在40岁以上的工人，到各区政府登记。并且号召现代语、科学、绘画、历史等学科的教师，给这种新型的教学以帮助，搞好劳动教育。公社十分关注下一代的品德教育，要求把他们培养成为一个热爱祖国并为祖国的事业而英勇献身的“好公民”。此外，还要教育年纪小的公社社员像他们父辈一样忠诚勇敢和憎恨压迫。

巴黎大多数教师年薪只有700到850法郎，教师助手只有400到550法郎。女教师更差，不超过650法郎；助手只有350到400法郎。公社注意到教师的薪水太微薄，并认为他们肩负着培育人才的重任，应当受到社会的尊敬。5月18日教育委员会决定提高教师的薪水，规定教师的最低薪水每年为2000法郎，助理教师为1500法郎，男女教师同工同酬，薪水平等。此外，公社对学前教育、校外教育，也很关切和重视。可惜，由于公社存在时间较短，没有来得及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革。

巴黎公社虽然仅存在短暂的72天，但它在战火纷飞的困难条件下，对教育所做的重大改革，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马克思曾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对巴黎公社的教育作了很高的评价。

（接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