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我本名姓冯,是上海滩上的航运大亨(以前叫漕帮主)冯八金的女儿。父亲原来的名字土得掉渣,叫八斤,当了老板后才改为八金。父亲是铁匠出身,体格强壮,又从小习过武,练了一身本事。作为上海滩上的一代漕帮主,我家曾经家大业大,而这一切都是靠父亲当初拚命打出来的。父亲有三介儿子,他们的名字都是龙啊虎啊马啊的,而给我取的却是一个轻飘飘的名字:点点。父亲给我取这么个名字大概是希望我永远生活在无忧无虑中,不要去闯江湖,不要有承担,不要吃苦受难。如果不来日本鬼子,父亲的愿望我想一定是能实现的。
但是,鬼子来了……
是1937年8月13日晚上,我们全家人聚在餐厅吃夜饭,突然听见远处传来隆隆的爆破声,像天幕被炸开,整个城市上空都在抖。厨娘刚端菜上来,受爆炸声惊吓,手里盘子打了斜,菜汤溢出来,洒在桌上,连连向大家道歉。但接连而来的爆炸声掩盖了她的道歉声,我们都没听见,没跟她搭腔。厨娘觉得很无趣,无话找话地说:“这是什么声音啊?是不是打雷啊?”我们都知道,这不是雷声,这是炮弹的轰炸声。我们都不吭声,只有父亲,接着厨娘的话说:“打雷倒好了,就怕上海的天要变了。”母亲因此责怪他说:“让你走你不走,天真要塌了,我看你怎么办,这么大一家子人。”父亲说:“哼,妇人之见,仗还没打你怎么知道我们一定就要输。”母亲说:“邻居都走了。”父亲响了声说:“你别拿人家来说事,我还没有老糊涂,不会埋汰你们的。”
母亲没敢再说话。
在家里,父亲是拥有绝对权威的,只有小弟才敢顶撞他。我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大哥叫一龙,二哥叫二虎,小弟叫小驹——我们都叫他小马驹。小马驹三岁时上街玩,被一个混蛋裹进大衣绑走,要父亲拿两根金条去换人。那时父亲还没有后来的发达,两根金条比他的命还值钱,他没有去要人,结果让人家发了狠,把小马驹的两只脚板剁了,丢在大街上。后来父亲发达了,金条多得要砌进墙壁里,可小马驹永远只能像一条虫一样在地上爬。父亲觉得欠了他,所以对他宠爱有加。小马驹用两只残废的脚换来了在父亲面前的任性,家里只有他可以不视父亲的脸色行事。其次,该是我了,因为我是独养女。外人都说我是父亲的掌上明珠,父亲待我比谁都好。可我知道,父亲给我的特权只是可以在两位哥哥面前耍耍小姐脾气,要在他面前撒野还得趁他高兴。
就是说,我还是要看父亲的脸色行事的。
比如这天晚上,我其实很想站在母亲一边告诉父亲,这场战争我们必定要输的。这不是说我不爱这个国家,我要诅咒她输,而是我要比父亲更了解这个国家和她的敌人——日本佬。父亲那时在上海滩上是无所不能的,包括那些在上海滩上混的日本佬——有些还是蛮有头面的,都对他恭敬有余,称兄喊大,常来找他办事,对他言听计从。他在南京政府里也有朋友,有的位高权重,消息灵通。也许是受了这些人的影响吧,父亲一直对这场战争的输赢抱有幻想。正因此,在很多有钱有势的人相继离开上海,出去躲了,父亲却选择留下来。他多次对我们说:“天塌不下来,天塌下来也砸不到我八金头上。”
那是父亲最风光的时候,白道黑道,地上水上,都有他的势力,洋人国人都把他当个大佬,他有理由自负,更有理由留下来——他拚搏了一辈子,在上海滩上九死一生,才积攒下如此规模的家业,他不想因为我们战败而毁掉这来之不易的一切。但是战争很快击碎了父亲的幻想,鬼子从海上飞来的飞机每天盘旋在我们头顶,丢下成堆的炸弹,让国军寸步难行,并且每天都有上万人死去,小小的日租界,靠着一万多日军的坚守,守得岿然不动,坚如磐石。与此同时,鬼子从海上来的援军日日增多,气焰日益嚣张,飞机越发的多,大炮越发的响。到了九月份,鬼子援军开始一次次撕开国军防线,大兵随时都可能压上岸,对国军实行四面夹击。
尽管南京从四川、广西、湖南等地调来大批部队进行顽强抵抗,把撕开的防线一次次用人墙、用惨痛的代价补上、补上、补上……但是这倒霉的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我记得很清楚,报纸上到处写着:是1937年11月5日凌晨,趁我们守部调防之际,日本陆军第十军司令柳川平助中将指挥所辖十一万人,在海军第四舰队的运送下,分乘一百五十五艘运输船,编成三支登陆队,在漕泾、金山嘴、金山卫、金丝娘桥、全公亭东西长约十五里的沿海登陆。天亮后,上海的天空里四处飘飞着鬼子成功登陆的传单,我的窗台上也丢落一张。我拿着传单下楼去找父亲,最后在大门口的廊房里找到他,看见他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在朝街上张望。已是初冬,梧桐开始落叶,ju花蔫了,街上一派秋深气败的凋敝景象。偶尔,有人肩扛手拎着包包裹裹,慌乱走过,一派逃难的样子。我把传单交给父亲看,他不看,当即揉了,紧紧捏在手心里。显然,他已经看过这东西。父亲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国军顶不住了!很长时间,父亲不理我,一脸肃杀地看着落叶在地上翻飞。父亲虽然已经六十多岁,身板看上去还是硬得很,但硬朗里却透着孤独,是一种又冷又硬的味道,尤其是目光,很少正眼视人,看什么总是迅疾地一瞟一睃,冷气十足,傲气逼人。他看我穿得单薄,对我说:“天冷,回去,别受凉了。”
我回去加了衣服,从楼上下来,看见父亲也回来了,一个人在天井里伫立着。我想上去跟他搭话,只见管家气喘吁吁地从外面跑回来向父亲报告说:“完了,老爷,城里的日本佬开始反击,昨天夜里已经渡过苏州河,国军开始撤退了。”父亲微微一怔,不作任何表示。管家摇着头唉声叹气地说:“啊哟,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要真是过了苏州河,那可是说打过来就要打过来的。”父亲冷冷地斜了他一眼说:“是吗?”管家说:“那当然,鬼子脚上都是长着四个轱辘的,从那边过来,没遮没挡的,能不快嘛。就算从金山卫过来嘛,也要不了两天的。啊哟,真不晓得老蒋养的这些烂丘八是吃什么饭的,一百多万人呢,怎么连那么一小撮小鬼子都挡不住。”父亲面如凝霜地盯一眼管家,“你少说一句不会吃亏的。”说罢,转身走了。没走两步,又回过身来给管家丢下一句话:“大少爷和阿牛回来,叫他们马上来见我。”父亲的声音有些沙哑,那沙哑里有新添的沧桑感,却还是含着一股不容置疑的蛮横味道。
不一会,大哥和阿牛哥相继从外面回来,带回来同样的消息:国军开始全线撤退,上海沦陷在即。吃早饭前,父亲在厢房里召集大哥、二哥、阿牛哥开会。二哥迟到了,我去叫他时他还在睡觉。二哥新婚才几个月,婚房里披红挂彩的喜庆气氛还很浓郁,窗户上的大红喜字仍然红彤彤的。父亲平时喜欢和大哥与阿牛哥商量事情,对二哥是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但这次,父亲非要等二哥下楼来才开会。我预感父亲是要同他们说大事了。
二哥像只猴子一样,跳跳蹦蹦从楼上下来,看见阿牛在天井里等他,冲上去照着他胸前背后嗨嗨地佯抡了几拳。阿牛哥不跟他闹,说:“快去吧,你爹在等你。”二哥伸出头,冲着阿牛,摇头晃脑地说:“桂芝还在等我呢。是在床上,你没这种福气吧。”桂芝是我二嫂。阿牛哥白他一眼说:“不就是个女人嘛,有什么稀罕的。”二哥说:“当然稀罕,人生两大乐事,金榜题名,红袖添香,你懂吗?”这时突然传来父亲冷峻的声音:“老二,进来!”二哥听了,立时收住声息,理好衣衫,进去了。
二哥就是杨丰懋,想不到吧?杨丰懋是何等角色,大佬的架势,绅士气派,谈吐优雅大方,而眼下的二哥,只是一个整天打打闹闹、胸无大志的愣头青,经常给家里惹是生非。二哥进屋后父亲让我出去,但我没有走远,就在门口。我要偷听他们说什么!我当时是个心里有秘密的人,我很关心父亲要同他们说什么。我听见父亲说:“看来上海沦陷是迟早的事了,日本人的德行你们是知道的,我们必须作好应付事变的准备。俗话说,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但走了这一大堆家产怎么办?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走的。可该走的还是要走,我想好了,今天就把妇人和孩子都送回乡下去。”顿了顿,又说,“阿牛,这事你负责,马上去通知他们,准备走。”阿牛应一声出来了。
接着,父亲对二哥说:“老二,你去找一下杜公子,请他给我们搞一张杜老爷子的宝札名片,让阿牛带上,免得路上遇到麻烦。”二哥说:“桂芝也走吗?”父亲严厉地说:“废话,她是男人可以不走!”二哥低声说:“她怀孕了。”父亲说:“那更要走。我再说一遍,妇人和孩子都要走。”我想见父亲这会儿的目光一定死盯着二哥。二哥说:“好,知道了。”父亲说:“知道就好,我就怕你不知道。”接着父亲问大哥:“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大哥说:“都办好了,几笔大款子都转到美国花旗银行了。”父亲问:“找谁办的?”大哥说:“罗叔叔。”
罗叔叔是一家报纸的总编,父亲的老朋友。父亲说:“嗯,找老罗办这事你是找对人了。”短暂的沉默后,二哥像是临时想起什么似的,突然说:“爸,我听说罗叔叔可能是共产党。”父亲问:“听谁说的?”二哥说:“杜少爷。”父亲说:“杜少爷说的就要打折扣,他们两人尿不到一个壶里。”二哥嗯了一声。父亲又说:“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你们都不要去掺和。”大哥说:“嗯,知道。”二哥笑道:“是啊,乱世不从政,顺世不涉黑,这是爸的处世哲学嘛。”父亲说:“你别光在嘴上说,要记在心上。你们看,还有没有其他事?”大哥问:“小妹走不走呢?”父亲说:“怎么不走?当然走。”大哥说:“她要上学的。”父亲说:“沦陷了学校能不能保住还不知道呢,还上学?”
我心想,我才不走呢。
厨房那边飘来一缕缕我熟悉的桂圆煮烂后特有的香气,那是父亲每天早上要喝的桂圆生姜汤散发出来的。我看见徐娘正往这边走来,她是我家的厨娘,是父亲从老家带来的一个远房亲戚,已经跟我们十几年了。我知道徐娘是来叫我们去吃早饭的,我示意她别过来,让我来喊。我推开门进去,通知他们去吃早饭,同时想趁机跟父亲说说我不想走的事。父亲却不给我机会,不准我进门,说:“别进来了,我们马上来,你先去吧。”
但他们并没有“马上来”,我和妈妈、大嫂、二嫂、弟弟小马驹,以及大哥的儿子小龙、女儿小凤,围坐在餐桌前,安静地等着父亲来吃早餐。小马驹有残疾,只能坐在轮椅上,因此公馆内的诸多地方都专门设有轮椅通道。徐娘的怀里抱着年仅一岁的小凤,正在用汤勺喂她稀饭。小家伙不停地将胖嘟嘟的小脸蛋扭到一边去,一双眼睛滴溜溜乱转,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等了好久,父亲总算来了,却没有带着大哥和二哥,只有他一个人。父亲落座后谁也不看,只说一句:“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