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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第1页）

二哥说：“你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忍着，可我们忍无可忍啊！”

罗叔叔说：“你可以换一种方式来复仇。”

二哥问：“什么方式？”

罗叔叔说：“革命，参加革命。”

二哥问：“怎么革命？跟谁革命？”

罗叔叔其实是有备而来的，他从衣服的夹层里抽出一面红色的旗帜，认真地铺展在桌上，对我们一字一顿地说：“跟着它！”这是一面中国工农红军军旗，但二哥哪里认识，问：“这是什么？”罗叔叔笑了，“你连这都不知道，这说明我的宣传工作没做好，这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军旗，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旗。”

“罗叔叔，你是共产党吗？”我们都问。

“是的，我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成员。”罗叔叔第一次对我们公开他的秘密身份。

尽管家里早有这种猜测：罗叔叔是共产党，但是真的被他本人这么活脱脱证实在眼前时，我们还是倍感震惊。事情实在来得太突然，我们没有表态，而罗总编心里似乎有的是说服我们的底气。这件事就像一个急于想出嫁的姑娘遇到了求爱者，结局是笃定的。就这样，当天下午，我们进了山，去了墓地，当着父母亲的英灵，举行了庄严的入党仪式。最后，罗叔叔对我们说：“从今往后我们就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战友情比兄弟情还要深，深就深在今后我们要生死与共，志同道合，为一个主义——英特耐尔——同呼吸，心连心，共命运。来，现在我们一起把手放在一起，你们跟着我说，共产党万岁！中国万岁！日寇必败！中国必胜！”

我清晰记得，这一天是1938年6月20日。

一个月后，我们三人先后回到上海，参加了第一次党组织活动：长江七组的成立仪式。会议是在赵叔叔的轮船上开的，与会的有罗叔叔、赵叔叔、郭阿姨，我们兄妹三人，另有罗叔叔的司机，共七人。今后我们就是一个小组，罗叔叔是组长，赵叔叔和二哥是副组长。在这个会上，二哥把他从老家猪圈里挖出来的宝贝：九只金元宝，十根金条和一块金砖，作为党费交给了组织。罗叔叔问我和阿牛哥的意见，我们也表示同意后，罗叔叔拿出一只金元宝，对我说：“这一只你留着，是你父亲给你的嫁妆。”我不要。罗叔叔和大家都执意要我收下，就收下了。然后罗叔叔又拿出两根金条交代二哥，让他去开办一个公司。二哥是有做生意天赋的，以后他就是靠这两根金条启动做生意，当了大老板。

阿牛哥留在船上，做了赵叔叔的帮工，我呢，罗叔叔把我安排去了一所中学当老师。我们基本上隔十天聚一下，再次见面时，我和二哥、阿牛哥都没有一下互相认出来，因为我们都是全新的身份，异样的穿着：阿牛哥是船夫的打扮，赤膊，折腰长短裤，一块脏毛巾搭在肩头，像煞一个船工；二哥蓄了人中一字胡，西装革履，扎领带，戴着金戒指，俨然一个阔老板；我扎着一根独辫子，穿着蓝印花布斜襟衫，朴素的样子像个刚进城的乡村姑娘。这次见面，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二哥给阿牛哥搞来了一支英国造的小口径步枪，据说射程有五六百米远。大约过了一个多月，二哥又带来了一支长枪，这是一支改造过的狙击步枪，德国出产，配有瞄准镜的。就在这次会上，罗叔叔第一次给阿牛哥下达任务——暗杀二哥曾经的好友杜公子！第2节　　杜公子确实该死！他居然公开投靠日本人，当了中日友邦会会长，这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货色，名为友邦，实际上是日本特务机构，专门在民间收集抗日力量的情报，是笑里藏刀的下三滥角色。但二哥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因为跟杜公子故有的交情，不同意罗叔叔的这个决定。他说：“都是出手，与其杀他不如杀一个鬼子。”罗叔叔说：“鬼子那么多杀哪一个？”二哥说：“宪兵队哪个头目都可以。”罗叔叔说：“鬼子头目不是那么好杀的，出门汽车，下车有护卫。这是阿牛第一次行动，不要挑难的，先拣个好上手的活为好，以后可以增加信心。”二哥说：“那么让阿牛说说看，杀谁容易，我敢说阿牛一定会觉得还是去我家杀鬼子容易。”罗叔叔笑了，“你呀，我看还是想搞个人复仇。”二哥说：“不是的。”罗叔叔依然面带笑容，说：“莫非是跟杜公子的交情在起作用？”二哥说：“这怎么可能。”罗叔叔说：“确实，不能念旧情。你是最知道的，什么杜公子，他本姓李，为了攀附杜家势力才自称杜公子，今天又攀附鬼佬，这种人是最没有骨头的，有奶便是娘，最该死的，你今后在感情上一定要跟他一刀两断，视他为敌人。”二哥说：“这我知道，我心里早跟他绝交了。知人知面不知心，他妈的，我真是瞎了眼，跟他交了朋友。”罗叔叔说：“嗯，你怎么冒粗口了，你现在是大老板，要学着点文明礼貌。”二哥打了自己一个嘴巴，认真地从身上摸出一根缠了红丝线的牛皮筋，套在手腕上，说：“我晚上回去罚跪半个小时。”

这根牛皮筋是我给他准备的。我还给他准备了一个心字形胸佩，里面夹着父母亲的头像。为了改掉他的坏脾气和鲁莽粗暴的行事作风，我跟二哥约定，只要他犯一次错，比如说粗话、冲动发气、违反组织纪律等，他就在手腕上戴一根牛皮筋告诫自己，晚上回家要打开胸佩，对着父母亲的照片罚跪。二哥后来真的变了一个人，就是从这么一点一滴做起，重新做人的。

二哥接着说：“不过我要申明一下，我反对去杀杜公子，或者说李走狗吧，可不是因为念旧情，而是我真的觉得去我家杀鬼子更容易，为什么？因为阿牛熟悉那儿的地形和机关，我家后院有个暗道，直通河道，我估计鬼子现在肯定还没有发觉这个暗道，阿牛从那儿进去、出来，绝对安全。”罗叔叔问阿牛：“是吗？你也这么想吗？”阿牛说是的。罗叔叔问他：“可是你想过了没有，你得手以后敌人会怎么想？谁知道暗道？他们住在里面都不知道，你凭什么知道？敌人因此马上会猜到，是你老二又回来了。”

这一下把二哥说服了。

罗叔叔接着说道：“为什么我说杀杜公子容易，因为他现在还没有被人杀的意识，经常一个人在外面窜，我们很容易掌握他的行踪，挑选一个绝杀的机会。”

确实如此，后来阿牛哥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他躲在两百米外的一栋废弃的居民楼上，把杜公子当街打死在东洋百货大楼前，神不知，鬼不觉。这是阿牛第一次出手，枪法神准，干脆利落，为他以后做一个出色的狙击手开了一个绝佳的好头。在随后的半年多时间里，阿牛多次应命出击，任务有大有小，无一失手，每一次都出色、安全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让我们小组在党内名声大噪，据说重庆和延安都知道有我们这个小组。

做地下工作犹如潜于水中，一有机会总想上岸喘口气。这年春节，我们是回乡下去过的。我们是四个人：我、二哥、阿牛哥和罗叔叔。

罗叔叔出事了，感情出了问题，年轻的夫人离开了他，外面都认为是两人年纪相差太大的原因。其实不是的，是信仰的原因，她对共产党没有好感，以前罗叔叔一直对她瞒着自己的身份，后来不知怎么知道了，她接受不了。她没有这么高的政治觉悟，要求罗叔叔在她和信仰之间作选择，罗叔叔没有选择她，春节前两人正式分了手。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叫罗叔叔一起跟我们回乡下过年，他也高兴地答应了。作为父亲的老朋友，我们对罗叔叔本来就有一份很深的感情，现在又是我们信仰的领路人、小组的领导，我们对他的感情更深了。就我个人而言，我后来心里一直把罗叔叔当作父亲看待的：虽然不是父亲，却胜似父亲。

我们到乡下的第二天是腊月二十八，正好是阿牛哥的生日。一大早，二哥在早饭桌上就嚷道：“今天我们要好好给阿牛过个生日，一个阿牛今天过的是二十四岁生日，二十四岁可是个大生日啊。再一个嘛，这半年来阿牛屡立功劳，为我们小组争了光，也为我们家添了荣誉。阿牛啊，听说你的事迹已经上了延安的报纸，毛主席都知道了，了不得啊。”我用玉米粉花了一个下午时间，给阿牛哥做了一个特大的金黄色的大蛋糕，二哥把擦枪油涂在火柴棍上，做了二十四枝假蜡烛，让阿牛哥隆重地许了一个愿。我问他许了一个什么愿，罗叔叔让他别说。

“说了就不灵了。”罗叔叔说。

“来年多杀鬼子。”阿牛哥还是对我说了。

无酒不成席。我们找乡亲去买了一坛他们自制的番芋烧，酒过三巡，大家都有些兴奋，互相敬来敬去，敬出了好多平时不便说的话。比如我，就在这天晚上认了罗叔叔当干爹。罗叔叔说：“要做我女儿，要先敬酒，敬三杯。”之前我已经喝了不少，加上这三杯，就醉了，失态了，哭个不停，一边哭一边把自己不幸被鬼子强暴的事也说了，完全失控了。第二天我当然很后悔，但事后看说了其实也有好处，我和罗叔叔的感情更深了，我对他可以毫无保留地倾吐衷肠，他更像父亲一样的待我了。以后，我在私下场合都叫罗叔叔为干爹，他也乐于我这么叫他。

年三十那天，下午，我们一行四人进山给父母他们去上坟，带去了很多吃的、用的。当天晚上，我们早早吃了年夜饭，因为二哥和阿牛哥执意要通宵陪父母去守岁。我也想去，但天太冷了，他们怕我身体吃不消，不同意，让干爹在家里陪我。我们送他们进山，回来的路上，我与干爹说了好多知心话。回到家天已经很黑，我们便各自回房间睡觉了。

可我睡不着。

我从窗户里看见，楼下干爹的房间里透出灯光，知道他也还没睡，便下楼去找他。刚下楼，我看见干爹提着马灯立在天井的廊道上迎接我，见了我，远远地说道：“我以为你已经睡了，突然听到楼板上有脚步声，以为是冯哥回来看我们了。”我说：“干爹，你别吓我，我经常做梦看见他们还活着。”干爹问：“你刚才做梦了？”我说：“没有，我睡不着。”干爹说：“本来就还早着，才九点多钟，要在城里这会儿我们都还在忙乎呢。”我说：“干爹，和干妈分手一定让你很痛苦吧，你在想她吗？”干爹说：“不谈她，大过年的谈些开心事吧。”我说：“我没有开心事。”他说：“你这么年轻，要想得开，人在乱世里都有苦难的，你要学会往前看，不要被苦难压倒。”我说：“知道了。”要说的话如鲠在喉，我从容不了，冒昧地说：“我想跟你说件事，可以吗？”他看着我笑道：“看来是要说大事，说吧。”我磨蹭一会，索性直截了当地说：“我想嫁给阿牛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