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变式走得更远。它承认这种分析是必要的,尤以认识个人的行动或集团的活动为然。但是它认为,要认识社会生活,这种分析是不够的。如果我们要认识某个社会事件的意义,例如某个政治行为的意义,那么,光靠目的论的方式是不足以认识它是如何和为什么引起的。除此以外,我们必须理解它的意义,即它的发生的重要性。&ldo;意义&rdo;和&ldo;重要性&rdo;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从我所说的第二种形式的论点来看,回答是:某个社会事件不仅产生某些影响;也不仅迟早导致其他事件,而且它的出现本身就改变许多其它事件的境况值(situationalvae)。这个社会事件创造了一种新的境况,要求在该特定领域内对所有对象和所有行为进行重新定向和重新解释。比方说,为了理解在某一个国家中建立一支新军队这个事件,就必须分析意旨和利益等等。但是,如果我们不分析这种行动的境况值,我们就不可能完全理解其意义和重要性:例如,另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在此之前一直完全能保卫自己,而现在也许已经很不够了。简而言之,甚至在进一步发生任何实在的变化(物理变化或心理变化)以前,整个社会境况也许已经改变了;因为当有人注意到境况变化时,它有可能早就变了。因此,为了认识社会生活,我们不能只限于分析事实上的原因和结果,就是说不能只分析动机,利益和行动所引起的反应;我们必须懂得每一个事件在整体中有着某个待定的作用。这个事件由于它对整体的影响而获得它的意义,所以它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整体来决定的。
直觉悟性学说的第三种变式,不但完全承认第一和第二种变式所坚持的一切,而且甚至走得更远,它认为,为了认识某一社会事件的意义或重要性,仅仅分析事件的起因、结果和境况值是不够的。除了这样一种分析以外,必须分析那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根本的客观历史趋势和倾向(例如某种传统或权力的兴衰),还必须分析该事件对历史进程的推动作用,而这个历史进程又促使这种趋势的出现。例如,要完全理解德雷法斯案(dreyfaffair),除了分析它的起因、结果和境况值之外,还要求透彻了解这是在法兰西共和国发展过程中两种历史倾向(民主和贵族,进步和反动)之间的斗争的表现。
直觉悟性方法的第三种变式强调历史的趋势或倾向,认为应该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从一个历史时期推出另一个历史时期的类比推理。虽然它完全承认各个历史时期有着内在的差异,并且承认任何事件都不可能在另一个社会发展时期重复,但它可以承认类似的倾向可以在不同的也许相差很远的时期中都占支配地位。有人认为,这种类同或类似是存在的,例如亚历山大以前的希腊和俾斯麦以前的南德意志之间就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直觉悟性方法认为,我们应该把某些事件与早期类似事件相比较来评价它们的意义,以便帮助我们预测新的发展‐‐然而,决不能忘记,必须充分考虑到两个时期之间的必然差异。
因此,我们看到,理解社会事件的意义的方法必须远远超越因果解释。它在性质上必定是整体主义的;其目的必定在于确定该事件在某一复杂结构之内‐‐在某一整体之内所起的作用,该整体不仅包括当代的部分,而且包括时间前后相继的短期发展阶段。这可以解释何以直觉悟性方法的第三种变式往往借助于有机体与集团的类比,何以往往采用例如时代精神那样的观念,认为它是所有那些历史倾向或趋势的源泉和监督者,对判定社会学事件的意义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
直觉悟性方法不仅与整体主义观念相符,它与历史决定论者强调新颖性也十分一致。因为新颖性不能给予因果解释或理性解释,而只能直觉地把握。而且在讨论历史决定论的泛自然主义学说时,我们将会看到泛自然主义学说和强调历史倾向或&ldo;趋势&rdo;的直觉悟性方法第三种变式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例如,参阅第16节。)
9.数量方法
在历史决定论者通常所强调的与直觉悟性学说相关的对立和对比中,如下的对立和对比是经常强调的。他们说,在物理学中,事件都是借助数学公式在数量上进行严格而精确的解释。另一方面,社会学则较多地从性质上(例如采用冲突的倾向和目的等术语)去认识历史的发展。
反对数量方法和数学方法的可应用性的议论,绝不是历史决定论者所特有,而且事实上,这种方法有时甚至被那些持强烈的反历史决定论观点的作者们所拒绝。但是反对数量方法和数学方法的某些最有说服力的论点却很能表明我称之为历史决定论的观点,这里将讨论这些论点。
当我们考虑反对在社会学中使用数量方法和数学方法时,必定会因我们的反对态度看来与事实相违而立刻遇到强烈的反对。因为数量方法和数学方法实际上正极其成功地应用于某些社会科学领域。面对这种情况,又怎样能够否认它们是可以应用的呢?
针对这种不同意见,历史决定论思维方式所特有的某些论点。也可以对数量的和数学的观点提出反对意见。
历史决定论者可以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但是在社会科学的统计方法与物理学的数量‐‐数学方法之间仍有巨大差别。社义科学不知道有任何事情可以和数学公式所表示的物理学因果律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