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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第1页）

在当时的中国，提倡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如果不推翻封建主义的政权，不消灭作为这个政权的基础的封建的土地关系，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自由发展是不可能的。而且中国资本主义要能独立发展，还要解决怎样对付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的问题。《天朝田亩制度》要求用革命的方法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使农民摆脱封建的土地关系而获得解放，这实际上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天朝田亩制度》的作者不懂得这一点，却以为他们由此可以直接进入一个平均主义的新社会。而《资政新篇》的作者洪仁玕所设想的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自由发展的新社会，但是他却又完全撇开了《天朝田亩制度》，至少在他写这本书时没有提到农民革命的现实斗争任务。洪仁玕虽然一贯地忠心于洪秀全的革命事业，但他多年间并没有参加农民斗争的行列。他从西方已经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学到了些皮毛，却不真正懂得他所投身进去的这场农民大革命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关系。

因此，洪仁玕的《资政新篇》虽然成了太平天国的&ldo;旨准颁行&rdo;的一本出版物，但是对于农民革命的发展没有能起积极的作用。

（四）太平天国的苏杭地区

咸丰十年、十一年（1860-1861年）太平军进入苏南和毗邻的浙江北部地区，使这个地区受到了一场革命风暴的洗礼。农村中的广大贫苦农民和城市中的贫民用热烈的自发行动来响应革命，进行着对腐朽的旧制度的打击。

江南的许多大地主、大官僚在革命的风暴前纷纷逃亡，他们剥削积累起来的产业成为群众斗争的果实。贫苦的农民们自发地起来夺地抗租，许多大地主的地产实际上是被农民分掉了。虽然有混在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的支持，留在本地的地主们要想照旧收取地租是很困难的，甚至不可能。太平军在苏杭地区，按照太平天国的制度，设立军帅、师帅、旅帅……等各级乡官，建立各级地方政权，实行革命法令。整个苏杭地区也正如太平军所到达的其他地区一样，经历了一次激烈的震荡。

苏杭地区是商品经济很发达的富庶的地方。在这个地区的清朝军队崩溃以后的一段时期里，成了太平天国的后方。当地的一切反动势力竭力运用军事以外的方法来进行破坏活动。在这地区，对太平军起腐蚀和败坏作用的因素，比太平军所曾占领过的其他地区要大得多。

太平天国和太平军抵抗不了这些外来的腐蚀。我们已经看到，太平天国并没有一套如何对待社会上和参加到革命队伍来的各个不同阶级、阶层的有系统的革命政策，这样的弱点已表现于前期；后期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也没有能提供这样的政策。而且，从咸丰十年（1860年）进军常州、苏州起，这个地区的主要领导人李秀成抱着有了&ot;苏杭繁华之地&ot;，就可以&ot;高枕无忧&ot;的心理，他只看到面前站着的拿枪的敌人，而对于钻在自己内部的敌人却缺乏必要的警惕。

当太平军乘击溃江南大营的威势迅速进兵东下时，不少江南大营的官员率领残部投降，例如在占领苏州城时，李文炳、何信义、周五等开城迎接太平军，他们都是原在江南大营中的有候补道员、候补知府之类官衔的角色。他们立即在太平军中得到了官职，如李文炳受封为&ldo;江南文将帅&rdo;，管理昆山县的政事。清朝地方官员向太平军表示归顺的，也很不少，他们一转身就变成了太平军在当地的主管官员。例如太平军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占领杭州时，即以原来的清朝钱塘县令袁忠清担任钱塘监军，袁忠清本是袁甲三手下的勇目出身。被任为仁和监军的李作梅也就是清朝的仁和县令（清朝的杭州分为钱塘、仁和二县）。

在苏州、杭州一带除地主阶级为抗拒太平军而组织的团练外，还有不少凭藉水网地带驾船活动的&ldo;枪匪&rdo;，他们霸占码头、开设赌局、劫掠行旅，在太平军统治下扰乱社会秩序，与太平军敌对。他们的头子或其后台就是各地的豪绅恶霸。地主的团练大多很快涣散，而&ldo;枪匪&rdo;成为太平军很难加以消灭的力量。太平军对于坚持捣乱的地主团练和枪匪往往采取收编的办法，例如对于在苏州附近的永昌的团练头子徐少蓬、荡口的团练头子华翼伦、周庄的枪匪头子费玉成都采取了这种办法。徐少蓬还被太平天国封为抚天侯。他们在形式上归附于太平军而实际上仍保持其原来的立场和活动。李秀成派在苏州管理民政的熊万荃，派在常熟管理民政的钱桂仁，同徐少蘧、费玉成先是约定互不攻击，终于互相勾结，进行叛变活动。

钱桂仁的经历很可以说明混入农民革命队伍的地主阶级分子如何利用李秀成的信任而放肆地进行活动。钱桂仁初到常熟时，曾&ldo;广收金器，打成金狮一对、金凤一对，献媚于忠王。忠王大悦，在天王前特为保举陞慎天安兼佐将&rdo;1。但钱桂仁这时的官职还不大，他在常熟只能管民政方面的事。咸丰十一年（1861年）此人和上面提到的李文炳、熊万荃、徐少蘧等人串通，乘李秀成离开苏、常一带出征的时候，秘密与上海的清朝官方联系，约期里应外合。但李秀成恰好于十二月十七日由新克服的杭州回到苏州，这个叛乱计划被打乱了，未能执行。李秀成虽然对叛乱阴谋有所察觉，却只是把原在苏州的熊万荃调开到平湖、乍浦间1，对其他人未做任何处理，对钱桂仁仍然深信不疑。到了同治元年（1862年）钱桂仁为了博得李秀成的欢心，在常熟南门外修建一大石坊，叫做&ot;报恩牌坊&ot;，刻石立碑。这果然使李秀成十分高兴，把他保举提升为&ot;天军主将&ot;，常熟的军政民政都归他掌管。在这年李秀成奉令出兵援救天京后，钱桂仁又遣心腹向清军接洽投降，而且让清军派人潜入常熟城，准备相机行事。钱桂仁的部将骆国忠也参加这个密谋，但他企图排斥钱桂仁，独吞叛变的果实。在十一月里当钱桂仁到苏州去进行活动时，骆国忠把常熟城献给了清朝，杀死了城内反对投降的太平军的一些军官和战士，连钱桂仁的儿子也被他杀了。常熟的这次事变在江南战场上造成了极为不利于太平军的形势。钱桂仁仍然留在太平军内，而且居然又进一步升官，被封为王（称为&ot;比王&ot;）。这个内奸终于在同治三年（1864年）二月在浙江杭州被围攻时投降了敌人。钱桂仁在常熟为李秀成建立的石坊的牌刻说：&ot;盖闻参旗井钺，神霄扬奋武之威，剡矢弦弧，羲易大行师之义&ot;，&ot;忠王荣千岁仰副天心，上承圣算，三方围合，百道梯攻行见海色河声，齐入元音之奏；琴风镜月，同沾化雨之滋&ot;等等2。这种封建文人的歌功颂德的滥调，只是代表地主阶级的虚伪的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