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彼得斯说,“不会容易的,但绝非不可能。”
“很高兴听你这么说。”希拉里说,“哦,听到你这么说我真是太开心了!”
他略带怜悯地看着她,问道:“在这里让你感到害怕了?”
“非常害怕。但这不是我真正担心的。”
“不是?那是什么?”
“我害怕自己适应了这里。”希拉里说道。
“是的。”他若有所思地说,“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这里一直在给人洗脑,我认为你的担心或许是对的。”
“我以为人们会反抗。”希拉里说。
“是的,是的,我也这么以为。事实上,我曾有一两次怀疑,这里是不是藏着什么鬼把戏。”
“鬼把戏?你具体指什么?”
“嗯,说得直白点,给人下毒。”
“某种药品之类的?”
“是的。很有可能。在食物或饮品中放一些能导致……我该怎么说呢……让人变得温柔易驯服的药物?”
“但是,真的有这种药物吗?”
“哦,这个真的不在我的研究范围。我知道有药物能使人镇定,在手术前服用可以让患者听话。但是否有一种药物能长期定量服用,同时不会降低工作效率,我就不了解了。现在我更倾向于他们采用的是通过控制思想来驯服人们的方式。我的意思是,我认为这里的行政人员和管理人员是催眠和心理学方面的专家,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向我们灌输这里的生活很幸福,要为了终极目标——先不管那是什么——竭尽全力的思想,而这一切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用这种手段可以干很多事,你知道的,尤其是对精通此道的人来说。”
“但我们不能就这样接受了啊。”希拉里生气地吼道,“我们绝对不能产生待在这里也不错的想法,一刻也不行。”
“你丈夫他怎么想?”
“汤姆?我……哦,我不知道。这很难讲。我……”她陷入了沉默。
她不能把她所体验的离奇经历告诉这个男人。十天了,她一直和一个陌生男人住在一起。他们睡在同一个房间,夜里她醒来时就能听到从另一张床上传来的呼吸声。他们两人都接受了这个安排。她假冒妻子,实则是个间谍,随时准备着换一个身份,扮演另一个人。坦白来说,她完全不了解汤姆·贝特顿。在她看来他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在令人沮丧的组织氛围中熬过几个月后的样子。不过无论怎样,他并不愿安然接受这一命运,在这里,他不但无法享受工作,反而因不能集中精力而日渐担忧。这十天里他又重复过一两次第一晚说过的话。
“我无法思考。好像我身体里的一切都枯竭了。”
是的,她想,汤姆·贝特顿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天才,自由对他来说高于一切。因此思想控制对他来说不管用,无法弥补失去自由的痛苦。只有真正的自由才能让他做出创造性的工作。
她又想,他是个男人,一个濒临崩溃的男人。他对希拉里毫不关心,不当她是女人,也不是朋友。她甚至怀疑他是否真正意识到了妻子的死亡,并为此感到痛苦。目前他的大脑已被囚禁这个问题占据。他一遍又一遍地说:“我一定要逃离这里。必须,必须。”
有时候又会说:“我不知道。不知道事情会变成什么样。要怎样才能离开这里呢?要怎样?我必须出去。我就是要出去。”
这与彼得斯所说的话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表达方式有很大不同。彼得斯就像一个充满活力、因理想破灭而愤怒的年轻人。他自信满满,决心要与他所在的这个组织斗智斗勇。而汤姆·贝特顿的说法就像是一个马上要被吊死的人,近乎疯狂地想逃脱。但是,希拉里猛然想到,或许她和彼得斯在这里待上六个月后也会这样。可能最初怀有的强烈反抗精神和对于自身能力的合理自信,最终都会变为像落入陷阱的老鼠一样的绝望。
她多想对身旁的这个男人吐露一切。如果能,她会这么说:“汤姆·贝特顿不是我丈夫,我对他一无所知。我不知道他到这里之前什么样,因此帮不到他,不知道要做些什么、说什么。”然而,此时她只能小心谨慎地选择措辞,说:“现在的汤姆对我来说就像个陌生人,他什么事也不告诉我。有时候我在想,被关在这里,像个囚犯一般的感觉,就要把他逼疯了。”
“很有可能。”彼得斯无力地说,“很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
“告诉我,你如此自信地说要离开这里。可我们要怎么离开?真的有机会吗?”
“奥利芙,我们不可能明天或后天就直接从这里走出去,整件事要经过再三思考和缜密计划。但是,你知道的,即便在最没有希望的条件下,还是有人能成功逃脱。我们国家和大西洋彼岸的你们国家的人,都写过很多从德国人的铁壁中逃脱的书。”
“这两者可完全不同。”
“本质上没什么不同。只要有路进来,就有路能出去。当然,挖地道在这里不适用,类似的很多办法也就随之排除了。但正如我所说,有路进来的地方就有路出去。通过好点子、伪装、掩饰、骗术或贿赂,总能成功的。我们需要学习和思考的是这些方面。告诉你吧,我会离开这里的。走着瞧。”
“我相信你会的。”希拉里说道,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但是我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