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地说,他是蒋经国的人,也是蒋介石的人。
宣铁吾上任之初就高调宣布:&ldo;上海接收,凡属青帮洪门弟子概不叙用。&rdo;
他又说:&ldo;我是杜月笙的敌人。&rdo;
欲下杜月笙,先擒万墨林。
宣铁吾何以对杜月笙看不顺眼呢?
其实,这是由双方观念的冲突造成,杜月笙这边信奉的是人际逻辑,管你是什么日本鬼子还是狗汉奸,反正你是个人,是人就有人性,有人性就有人味,有人味就得讲人情。我这边的人,重庆特工也好,商业大亨也罢,落在你手中,你得给我捞出来。而对于宣铁吾来说,这就是典型的汉奸行为,他信奉的是正统的政治逻辑,你万墨林两入日本宪兵队,没打没杀没用刑,好茶好饭招待着你,天底下有你这么抗日的吗?你当那些被日本侵略军杀害的中国军民的鲜血是儿戏不成?
他们两个哪个对?其实都对,这要看你在什么位置上了。如果你在前线,那就是宣铁吾对:日本兵冲你开枪开炮呢,你非要跟他讲人性、套交情,你不是找死吗?
如果你在后方,还是宣铁吾对:前线将士在流血搏命,你在后方就要毁家纾难,说什么日本鬼子也有人味,日本鬼子不乐死才怪。
可如果你处在秘密战线‐‐特工战场,那你的观念就会呈现撕裂的态势,就如同杜月笙这种,他要从香港捞出一批人,这活非日本人干不成。他要替战场上的军士购置战略物资,还得想办法忽悠日本人卖给他。如果杜月笙持有的是宣铁吾式的纯正观念,这活就没法干。
理论上来说,人应该知道变通,正常时态下持正常观念,到了特殊状态下就必须有与狼共舞、与虎谋皮的智慧。但要命的是,绝大多数人不会变,变不了,能变的人,要不就是宣铁吾、吴绍澍,要不就是杜月笙、万墨林。
战争时期,这两种类型的人可以各派其用、各安其位。但到了胜利后,这两种类型的人一起涌入上海,正要载歌载舞欢庆胜利,第一类人扭头一看,却惊叫一声:咦,我身边有一堆汉奸……
于是,新的斗争就开始了。
所以,杜月笙把万墨林弄到戴笠身边,保护起来。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柿子拣软的捏
1945年10月,戴笠在杜美路70号‐‐原来的杜月笙公馆,设立了办事处,并大摆筵席,请杜月笙及其弟子赴宴。
杜月笙心花怒放,率众弟子赴宴。欢场散尽,戴笠把嘴一抹,说:&ldo;好格,吃也吃好了,喝也喝足了,交人吧。&rdo;
杜月笙道:&ldo;交哪个?&rdo;
戴笠说:&ldo;罗洪义。&rdo;
杜月笙道:&ldo;别这样。&rdo;
戴笠说:&ldo;你是要我,还是要罗洪义?&rdo;
杜月笙道:&ldo;呜呶。&rdo;
戴笠不问别人,单究罗洪义,这实际上是卖给杜月笙一个天大的面子,按现代的政治语境来说,就是明目张胆地庇护汉奸!
要知道,当年上海的老特工,不管是哪一路的,处于价值观念与现实完全颠倒的环境中,没有谁敢说自己政治清白。你清白还天天跟鬼子汉奸出双入对、眉来眼去?你生活在这种特定的人际环境中,不替鬼子汉奸做事,损害根据地军民利益,他们会拿你当掏心掏肺的好朋友?你是当鬼子汉奸白痴,还是当抗日军民眼瞎?
总之,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说不清自己历史的,无法证明自己政治清白的,许多人躲到了杜月笙这里,包括罗洪义。但真要究责,罗洪义是事情最小、历史最容易说清楚的。
但正因为如此,所以戴笠才点名要罗洪义。
罗洪义自己也知道在劫难逃,自打杜月笙回到上海,他就立即跑到杜月笙身边,跟个孩子一样拉住杜月笙的衣角。杜月笙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连杜月笙坐马桶洗澡,他都寸步不离地跟着。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一旦杜月笙从他的视线中消失,自己的前面就是牢房枪口。
罗洪义的罪名,真要说起来,就是缺心眼。
杜月笙依靠贩运鸦片起家。杜月笙之所以沾手这脏活,是因为自打他从高桥镇一步步走到上海打拼天下,从未有人告诉过他,贩运鸦片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于杜月笙而言,那时这就是一桩高风险、高回报的正经营生。但等他日渐做大,进入工商界,能够靠银行和面粉厂赚钱之后,他毫不犹豫地立即关闭了自己名下的赌场和烟土业。
杜月笙退出来了,可是罗洪义却自以为聪明地发现了蓝海市场,立即插足这个行业。日本人占领上海后,他留下来和日本人合伙贩运鸦片。
这时候,他的罪行就严重了。但在上海山头林立的汉奸阵营里,他还排不上。
但正因为他排不上号,所以戴笠非他不抓‐‐抓了他,明正其罪,罪不至死。那么多的大汉奸小汉奸都没杀,凭什么杀他一个鸦片贩子?杜月笙能接受这个结果,向社会各界表白自己不庇护汉奸弟子,戴笠则表明自己铁面无私,纵然是杜月笙的弟子,该抓也要抓。罗洪义自己也能接受,反正不是死罪,进了牢房自有道上朋友照料,肯定不会吃亏。
当时的情况正是这样。戴笠向杜月笙索要罗洪义,杜月笙立即拿起对讲电话,让罗洪义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