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五年三月二十八的大朝会结束时,除了撞柱子自杀的王用汲还在医院里养伤,陆树声、张瀚、万士和和王希烈也被免廷杖之外,其余三十二个参劾张居正,反对新政且当朝逼宫的官员,连同从诏狱里面提出来的刘台和傅应祯,共三十四人,被集体廷杖。
明代的廷杖是极为残忍且羞辱性的肉刑。成化年以前,凡受廷杖者不用去衣,反而用厚绵底衣,主要目的是示辱而已,然受仗者犹卧床数月,而后得愈。
刘瑾专权时期,受杖者开始被去衣杖刑——此朱翊钧“大白屁股”之谓也。
可能是皇权对臣子羞辱过头之后,大臣反而有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一般,到了明中期以后,受杖大臣立即以敢于廷争面折而声名播于天下,并且名垂“帛竹”——就是史册。实际上,是皇权失去了舆论阵地,话语权被士绅剥夺所致。
由于屁股上挨几板子就可以名垂千古,因此很多靠名声吃饭的,冒险骗取廷杖的也大有人在。到了明中后期,皇帝也鸡贼起来,廷杖之前一般要揣摩一下受杖者的心思,看看他是否有靠廷杖扬名之意,如果有——直接打死拉倒。
廷杖分“用心打”和“着实打”,至于采取何种打法由监刑官按皇帝的密令决定,如果监刑官脚尖张开,那么就是“用心打”,最多会导致残废;如果监刑官脚尖闭合,那么就是“着实打”,则受刑的大臣必死无疑。
由于朱翊钧在朝会上定了调子,这次是略施薄惩,每人十杖让他们“求仁得仁”——因此这次既不用心,也不着实,就是轻轻打了十下。
廷杖的工具本来由栗木制成,击人的一端削成槌状,包有铁皮,铁皮上还有倒勾,一棒击下去,行刑人再顺势一扯,尖利的倒勾就会把受刑人身上连皮带肉撕下一大块来。
朱翊钧尽管要做政治表态,但他不是变态。因此下旨,将廷杖尖端的铁皮去掉,受杖者不仅不去衣,每人还发一块羊毛毡子——示天下以仁。
但如此以来,被杖者就没有了撕心裂肺表演铁骨铮铮的动力,施杖的锦衣卫也没有展示他们妙到毫巅廷杖功力的欲望,整个过程啪啪十下,所有人都觉得索然无味——有几个心里蠢蠢欲动想要主动脱裤子的,看了看身边难兄难弟如释重负的表情,也没好意思开口。
但随后的皇帝下发的谕旨处分就重了,凡在殿中逼宫的臣子连同刘台、傅应祯两个,除了陆树声归籍闲住,退休待遇保留以外,剩下的全体一撸到底,成了白身——为了示天下以变法之意甚坚,还追夺了他们出身文字,也就是说这些人连秀才的免税待遇也没有了。
吏部尚书张瀚的失落感最大,他这几年尽管当了吏部尚书,但基本上是张居正的牵线木偶,积压了满腹的怨毒。这次好容易雄起一把,却把全部身家折个精光——从被罢官之后,他就开始自言自语,应该是半疯了。
王希烈和万士和两位老兄,都是理学名臣,高官厚禄不放在眼里那种,因此还挺得住。但朱翊钧的手段还没有完,因为王希烈伴驾较多,两人有点感情,皇帝给王希烈赐了临别礼物,上书“危行言孙”的一幅大字——皇室精品装裱,署名为御笔,还盖了“圣余慎逊”的私章。
王希烈看到了皇帝这幅字,彻底灰心了。这四个字出自论语,全文是“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皇帝给他这四个字的意思是,你既然觉得皇帝变法错了,为“邦无道”之举,那你也要做到“危行言孙”,就是谨慎正直做事的同时,要把嘴闭上。
他理解皇帝赐这字有两方面意思,一是咱哥俩尽管政见不同,但有些私人感情,地方官要长点眼,不能欺负王希烈,这是好意;第二个意思是借着这四个字,警告所有被罢官的官员,回家后要把嘴闭上——在野非议朝政,也不行!
皇帝赐字那肯定不能扔,还要回家供起来。王希烈等人在京师喝了几天大酒,被人吹捧了一番之后,就带着这副大字收拾东西乖乖回家了。
被廷杖的“三十四君子”,根本没受伤,仅仅是屁股红肿几天而已——因此这高名也有些注水,返乡路上请他们参加文会的也不多,从此后泯然众人矣。
这边朱翊钧暂时压服了百官,还要去哄一哄张居正。张居正被门生刘台一本五千字参劾擅作威福,黑狗血淋了一身,真气着了,有些的灰心意冷;而核心党羽张瀚入骨三分的一刀,更把他砍的胆战心惊,因此接连上两本辞职。
当然,他被参劾后上第一本辞职奏章,本来就是臣子的该有的本分动作。因此在第一本内他说“朝廷庶事尚未尽康,海内黎元尚未咸若,而变法才兴,确不是言去之时”。但“言者以臣擅作威福,而臣所以代主行政者,非威也,则福也取其近似而议之。事事皆可作威,事事皆可作福。”
张居正先说自己现在辞职,确实不是时候,那意思您要留我别走。随后提出条件,刘台和这些人说我擅作威福,您得给个说法,要不我没法出来做事。
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皇帝给他的说法已经超过了他最最乐观的估计。张居正以为,皇帝能把刘台逮捕下狱,就已经够可以了,没想到皇帝召开临时朝会,一口气罢了两尚书、两个侍郎,一堆杂鱼也全被廷杖!
张居正虽然可见皇帝要厉行变法的决心,然而王用汲的死谏,也确实吓着他了。有明一代,大臣集体辞职逼宫张居正闻所未闻;而王用汲的当朝撞柱,张居正也仅从史书得见——这样的人,史书记载全部都是忠臣,而被其弹劾的,基本上都是些反面人物。
本来应该立即复出的张居正有些退缩了,他深刻的体会到守旧势力的强大,在家中对长子张嗣文说道:“皇上虽然圣明,然谗言日哗于耳,即使不能为之投杼,而为父以身俯谤,岂臣节所宜有乎?”——诽谤之言众多,虽以曾参之贤,而其母投杼逾墙而走,皇帝对我的信心能保持多久呢?说完这话,张居正几乎落泪。
张嗣文听了父亲的真心话,哭道:“父亲为相五年,国事起衰振隳,以儿子观之,您已跻身国朝名相之列。皇上此番操切为政,欲行大变法——儿子观皇上给父亲的变法纲要,翻天覆地之变也!您何必负疑谤于身,行不可为之事?”
于是,张居正在纠结矛盾的心情中,于大朝会第二天再上一奏疏求去。其言甚哀:“伏望皇上怜臣之志,矜臣之愚,特赐罢归。博求庙廊山林之间,必有才全德备之士,既有益于国而不恶于众者,在皇上任之而已。。。。。。”这回是真想撂挑子不干了。
朱翊钧览奏后,无奈之余亲笔写了一封信道:“先帝以朕幼小,托付了先生。先生尽赤忠以辅佐朕,不辞劳苦,不避怨谤,不居功劳,皇天后土祖宗必共鉴知。些许畜物为党丧心,狂发悖言,动摇社稷,自有朕为先生做主。先生不必如此介意,只念先帝顾命,朕所倚任,以保安社稷,兴革天下为重,即出辅理。。。。。。”
又派身边管事太监孙隆,带着表里八件,御酒四瓶以及玉佩一件,将信送到张府。
张居正见孙隆来,也在意料之中,吩咐摆香案接旨。孙隆道:“皇爷特意嘱咐奴婢,此非旨意,乃信也。”将朱翊钧亲笔信交给张居正看了,张居正净手捧读后,当着孙隆的面涕泪交流,虽未答应复出,但心意再次动摇。
此后几天,朱翊钧连续派身边人送东西,传口谕,温言抚慰张居正。张居正推辞不得,且也有雄心,终于在四月初三日,对再次到来的孙隆表态,复出视事,开始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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