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德五年,刘六刘七起义爆,起义军克济宁后,冲入鲁西南,克十县,其中包括曲阜县。起义军并对距曲阜县十里的阙里(按:孔子故居,代指孔府)进行了大肆破坏。
起义被镇压后,因圣人家被破坏而颜面扫地的朝廷痛定思痛,移曲阜城于阙里,将立于被赏赐的土地中间而无遮无挡的孔府包在新建的城砖石墙内,称新城。原曲阜县城则称旧城。
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为了保护一个非王族而修建了一座城的故事,空前绝后。
从正德八年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曲阜近乎等同于孔府,孔府等同于曲阜。
而从唐懿宗咸通年的孔续为曲阜县令开始,曲阜城的县令只有一个姓氏。间或有县令因作女干犯科,失职不法而去职,但因历代衍圣公保举本家任职县令,朝廷一般都给面子,后来就留下了惯例。
曲阜县令虽然被孔氏把持了好几百年,但形成惯例之后,县令与衍圣公的关系未必好——衍圣公手头紧一紧,县令考绩什么的都完不成。
县令为了考绩全听衍圣公也不行,若全由着不着调的衍圣公,履职不力、包庇不法这两个罪名可不小。
此际县令孔贞教并非与孔尚贤本支,他当县令仅仅是因为本家而已,这家伙与衍圣公孔尚贤近乎水火不容。
隆庆年间,因县令孔承厚妨碍衍圣公孔尚贤管理新城,衍圣公奏请朝廷,称曲阜设立知县完全是冗官冗员:意思是曲阜交由孔府代管即可。县令之职竟可以不设。
作为世代公爵,孔尚贤居然要触碰勋戚不得干政的底线,差点捅了全体御史和给事中的马蜂窝。
朝廷讨论半天,给了孔尚贤一半面子。决定从孔氏廪膳生员中选取四人,经过两次考核后,考选一人授以曲阜知县,住旧城。
这知县跟其他知县一样进行考核,与衍圣公管理孔府和孔庙的政务互不干涉。如此,才将管理民事的县令和衍圣公的管辖权分离开。
孔承厚后面两任县令分别是孔弘晟和孔贞教。孔弘晟接任后,对衍圣公言听计从,他当县令的时,孔府中人就是新旧两城以及乡间的土皇帝。
等孔贞教接任,孔弘晟留给他一地鸡毛。新旧城墙年久失修不说,税收被孔府代管,孔贞教的办公经费还得求着衍圣公府手指缝里漏点出来。
这谁能忍?孔贞教还得接受考成法考核呢。于是,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剥夺孔府代收代管曲阜税政。衍圣公也不客气,通知数百顷缴税的孔氏地主,共同欠税。同时,凡佃租孔府地的佃户,丁银只能缴到孔府,由孔府代缴,不得交给旧城。
一来二去,双方斗出真火,衍圣公孔尚贤再写奏章,把孔贞教告了。参他不孝、欺君等三项大罪。要按着罪名来看,孔贞教杀头都是轻的。
上文已经说过,朝廷有言在先,衍圣公和县令职权分开,衍圣公不得参奏旧城知县,因为这是山东按察司或山东巡按的职权范围。
孔尚贤仗着身份乱咬,要按以前朝廷敬着孔府的时候当然没问题,但遇到朱翊钧就出了问题。
奏章留中不说,朱翊钧在早朝的时候对孔尚贤进行了严厉的斥责。骂他辜负了嘉靖皇帝关爱他的圣恩,责令他只管好孔府、孔庙分内之事,其令再敢出孔府一寸,衍圣公就得换人。
孔尚贤从此消停了,孔贞教因皇帝撑腰,反倒嚣张起来,这些年孔府中人谨小慎微,唯恐被他捉了错处去。
在朱翊钧掌权大变法之前,明代的官僚体系是很有意思的,不能用后世的思维去理解。